【距离寒假是越来越近了，对我来说，有一项比较硬的任务是攒一个中文的短训班讲义出来。想来想去，就觉得把韦洛克拿来参考是个好选择。短训班多半是不会像这种大部头教材那么“厚实”，背景知识什么的基本上都能省则省了。但这些东西却可以做个“备用知识库”，供有兴趣的或者被我的短训班的学生撩拨起兴趣的参考。这篇雷立柏写的序言就有些干货，这里先“撸”出来。】
序一：拉丁语在中国
听说Wheelock（韦洛克）的著名拉丁语教程将要在中国出版，我感到非常兴奋与欣慰。2002年以来，我在北京教授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但始终没有找到令我满意的拉丁语语法教材、文选和拉汉词典。《韦洛克拉丁语教程》终于能满足这个迫切的需要。对学习西方哲学、文学、法律、历史或宗教的大学生和学者来说，这部教科书的出版是一件重大的事，因为拉丁语是一切西方知识的“大门”，而韦洛克也算是自学拉丁语的最好的资料之一，它具备很多语法表格，并附有一部小的拉丁一英语词典。它使用很多古代作者的名言警句来全面地说明和解释拉丁语的种种语法形式，这样在讲解语法的同时，也可以使学生品尝古人思想的滋味。另外，作者也经常指出某个拉丁语词和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关系，即拉丁语的“现代性”——很多西方语言的共同“母语”就是拉丁语。一句话：韦洛克不仅介绍拉丁语法，而且介绍拉丁文化，我很高兴可以推荐它，希望它能成为大学生们所喜爱的读物。
拉丁语是了解欧洲文化的“大门”。 无论是在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宗教学、伦理学，还是在心理学、医学、自然科学或教育学的领域中，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经典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成，或是从古希腊语译成拉丁语的，所以这些知识领域的术语和研究方法都和拉丁语有关系。如果不能阅读这些知识体系的原文著作，就无法在研究和理解上“更上一层楼”，并且还会错过很多重要的因素。比如，14世纪的Boccaccio（薄迦丘）的意大利语名著《十日谈》就是在模仿古罗马Apuleius（阿普雷乌斯，公元2世纪）的拉丁语著作《变形记》一一这种关系有谁去分析呢？薄迦丘的晚期著作都不是用意大利文而是用拉丁文写的——谁去把它们引人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呢？欧洲的科学史和思想史具有连续性，如果不研究11到13世纪，也就无法了解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代及近代的发展，但在中国很少有人深入地研究中世纪，因为欧洲中世纪的文献99%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作为学术语言的英语、法语和德语在17和18世纪才开始逐渐取代拉丁语。康德、叔本华和马克思都曾经写过一些拉丁语著作或文章。今天许多欧洲的大学和高中要求学生学习拉丁语，由此可见这个语言的影响力不会消失，它贯彻古今，沟通中外，所以中国的学者也应该“借拉丁文以沟通泰西学术之源流”（马相伯语，参见方豪“拉丁传入中国考”， 《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1969年，24页）。
欧洲各国的语言一一尤其是所谓的“罗曼语系”的语言（即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罗马尼亚语等）一一都受了拉丁语的深刻影响。在“牛年”我们自然想到这样的例子：拉丁语的taurus（牛）成了西班牙语的toro和法语的taureau，而意大利北部Turino（都灵）城的名字也同样来自“牛”。英语的bull（公牛）和意大利语的bue（公牛）都来自拉丁语的bos（牛）。因为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属于印欧语系，这两个语言有很多共同的词根：拉丁语的taurus和bos就是希腊语的tauros和bous创业项目，差别不大；但如果和第三个重要的古代语言（古希伯来语）比起来，差距就大多了，因为希伯来语属于闪族语系（semiticlanguage）。古希伯来语中的“牛”被称为par、shor、alaphim，与taurus和bos没有关系。这三种古代语言（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塑造了所谓的“欧洲文化”，进而影响着全世界。实际上，许多西方“人文主义者”一一从Jerome（哲罗姆）开始一一注意到了这三种语言的重要性，并且愿意同时学习这三门语言。在文艺复兴的时代，比利时人就曾于1517年在Louvain（鲁汶）城建立了一所“三语学院”（CollegiumTrilingue），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使尽可能多的学生有能力阅读古代经典的原文。这些经典就是犹太人的《旧约》、希腊人的哲学著作和拉丁语的经典，从Cicero（西塞罗）到Augustinus（奥古斯丁）和Thomas（托马斯）。我想国内青年学者对这些语言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德先生”和“赛先生”到底为什么叫“德”和“赛”，这两个概念建立在什么思想传统之上，又是从什么文化母体中生长出来的。
在很多方面，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是现代思想概念的基础，所以任何想深入了解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的人都必须关注拉丁语。比如英语的culture（文化）来自拉丁语的cultura（原义是“培养”、“耕种”等），英语的science（科学）来自拉丁语的scientia（知识）和希腊语的episteme（知识）及mathesis（学科），而英语的religion（宗教）来自拉丁语的religio（曾被解释为“再理解”或“再约束”）。当然，一代一代的拉丁语作家在使用这些概念时逐渐澄清、加深和丰富了它们的内涵，使它们一步一步演变成近代和现代的含义拉丁文翻译器，比如Cicero曾经说明religio（宗教）和superstitio（迷信）的差别，而Augustinus写过关于“真正的宗教”（verareligio，即基督信仰）的著作，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传统的概念。因此，学习拉丁语会有这样的功能：它让我们这些现代的人意识到，我们每天用的基本概念或术语似乎都有2000年甚至2500年的文学传统和思想传统。在我们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伟大学者、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使用过同样的概念和术语。根据20世纪文学理论的intertextuality（跨文本性）观点来说，当我们用“文化”、“科学”和“宗教”等概念时，我们就已经和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Cicero、Augustinus等人有了关系，因为他们的话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语境和思想。学习拉丁语应该让我们意识到这些潜在的、无意识的关系。实际上，拉丁语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曾改写了陈子昂的诗：“前不见古语，后不见来者，念拉丁之悠悠，独欣然乐无涯。”在奥古斯丁那里我们能找到类似的感叹：“Oaetema veritas, et cara aetemitas!（永恒的真理啊，心爱的永恒！）”从这个角度来看，学习拉丁语简直是追求永恒，是参与一个不朽的语境！
一般人也许会认为，拉丁语离中国很遥远拉丁文翻译器，但只要意识到50%到80%的英语单词来自拉丁语，情况就不同了（越是学术性的文献，其拉丁语成分越高）。
有的汉语名词是比较明显的外来语，比如每当我坐公交车刷卡时，我就想到“卡”（英语的card）来自拉丁语的charta（最早来自希腊语），“charta”是一张纸，也代表一个文献。最有名的“卡”也许是MagnaCharta Libertatum（《英国大宪章》，1215年），这个“卡”令所有的英国人感到自豪，因为它第一次保障平民的人权。我用“卡”坐上“巴士”（bus）而这个称呼来自19世纪的法国，他们称公交车为omnibus（拉丁语“给一切人的”、“公用的”）。
另一些现代汉语中的说法虽然没有明显的“外国味”，但实际上也离不开拉丁语。比如说“我热爱中国的首都北京”：“热爱”来自英文的ardentlylove（来自拉丁语的ardenteramare）在古代汉语中这样的词是找不到的。另外，“首都”（英语的capital）来自拉丁语的caput（头），在古人那里“头”也有“领导”和“最重要的城市”的意思，所以汉语的“首脑”、“首领”和“首都”也与拉丁语共享同一个隐喻（metaphor）。韦洛克在本书的开头引用了哥德的名言“不懂外语的人也不会了解母语”。我想学习拉丁语肯定能使中国人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母语汉语。
第一位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观察汉语的华人也许是马相伯（1840—1939年）和他的弟弟马建忠一一他们于1897年撰写了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汉语语法书，即《马氏文通》。他们能够完成这部伟大著作是因为两个人都精通拉丁语语法（以及法语、古希腊语等西方语言）。然而，拉丁语和汉语之间的对话并不是从1897年开始的。比马氏兄弟早100年，有一位曾在意大利留学的华人也非常精通拉丁语，他就是甘肃武威人李自标（JacobusLi，1760一1828年）。他于1773年到意大利，成功地学习了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因此他被邀请于1792—1794年间陪同英国大使Macartney（马嘎尔尼，1737一1806年）到中国当译员。李自标曾经在英国使者与乾隆皇帝进行谈判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7世纪有相当多的华人学习拉丁语，其中包括康熙皇帝与中国第一位天主教主教罗文藻（1615—1691年)，后者曾经于1638—1654年在澳门和菲律宾学习拉丁语和神学。同时，17世纪也是拉汉互译的高峰时期。意大利人Buglio（利类思，1606—1682年）将许多拉丁语的著作译成汉语，其中包括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这就意味着他介绍了无数的西方哲学、神学、法学和伦理学观念以及创造了很多新的名词（比如“人类”、“行为”等，参见拙作“清初汉语神学术语辞典”见《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北京，2007年）。另一些外国传教士也首次将中国的经典译成西方语言（当然是拉丁语），比如意大利学者Intorcetta（殷锋泽，1625一1696年）曾经将《中庸》译成拉丁语（参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罗莹于2008年5月提交的硕士论文《殷锋泽之〈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初探》）。
上海人徐光启（1562一1638年）对于拉丁语也曾经有热切的兴趣，并在他的著作中谈论“亚尼玛”（即anima，“心灵”）的概念。他的老师MatteoRicci（利玛窦，1552—1610年）曾经于1579一1581年在印度教授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并且首次用拉丁文拼写汉字（参见他的《西字奇迹》，1606年），因此，重视汉语拼音的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吴玉章）视他为汉语拼音的“鼻祖”。1951年在江苏扬
州出土了一座元代拉丁墓碑，来自拉丁语的碑文说某个Antonius（安托尼）安眠在此，而这位来自欧洲的基督徒于1344年在扬州去世（碑文使用了拉丁文的年代记法：“MCCCXXXXIIII” = 1344 年）。
我在2000年以后开始在北京教古代语言，但最早在北京当过拉丁语老师的人大概是Giovannide Montecorvino（孟高维诺，1247一1328年），他在1294年来“汗八里”（即北京）传教并（根据他的报告）曾经教40个男童教规和拉丁语。由此可见，拉丁语和中国早就“结缘”。20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方豪(1910一1980年）曾经写过一篇《拉丁文传入中国考》（参见他的《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1969年），其中指出，明、清文献曾用40多种“拉丁文之异译”：“大西字”、“红毛字”、“番字”、“喇提诺”、“腊底诺”、“辣第诺”、“拉替努”、“赖丁”、“罗典”等等。这一切都证明拉丁语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上曾经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在20世纪中国的新兴学院和大学中（无论是1900年后、1949年后或1979年后建立的学院），很少有正规的拉丁语文学方面的课程，而且缺乏拉丁语教师、教材或词典。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因为很多古代的、中世纪的或近代的文献被拒之门外一一没有人看得懂这些文献，也没有人翻译它们。
说到“西方文化”一一“文化”这个词的拉丁词根是colere（“培养”、“耕种”、“修饰”、“敬仰”），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真正的文化修养只能是慢慢培养的，它是“长出来的”不可能是“制造出来的”或“速成的”。近年来，我看到中国大学生和学者对拉丁语的兴趣越来越浓，在这种逐渐走近西方古典文化的过程中，《韦洛克拉丁语教程》的出版将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我希望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重视这部大作，进一步“培养”（colere-culture）对西方古典语言和文化的“热爱”（ardenteramare）！
雷立柏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0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