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慧业，爱民圭臬——按察使叶圭书的风华识记（作者：王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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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圭书，字芸士，号易庵，以官阶名位行世，世人敬称叶廉访。居室名沧粟庵。清直隶天津府沧州叶三拨（今属河北南皮县）人。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十二月二十日，病逝于同治元年（1862）二月十二日，寿57岁，葬于叶三拨村北叶氏老茔。出身缙绅之家，祖父是道光一朝的二品大员叶汝芝。道光十二年壬辰科乡试举人。官至山东按察使，诰授通议大夫。为人耿介，天性笃厚。为官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虽经宦海浮沉而仍守报国为民之志，又在地方文化建树方面多有贡献。平生致力于学，工诗书，善丹青，精鉴赏、校勘，喜收藏。有《沧粟庵文集》四卷、《沧粟庵诗钞》二卷等著作传世。
家世
作为沧州叶氏家族的第十一世子孙，叶圭书家学渊源，向有根柢。叶圭书始祖叶日成本安徽宣城人，明初永乐年间跟随移民浪潮定居沧州叶三拨。进入清代后，伴随康乾盛世局面的开创，整个社会进入了王朝历史上少有的国泰民安时期。在政通人和的荫庇下，叶氏子弟世业耕读，家政严明，书香不断，“其间蟾宫折桂，泮水采芹以及援例入太学者代不乏人。”依托先世德泽厚积薄发的叶氏家族遂使家道迎来中兴之象，成“一郡之望族也”。叶圭书曾祖叶遉曾任布政司经历，是一位“德行学问卓卓”的耆老，后援例诰赠通议大夫。在他的潜心培养下，长子叶汝蘭即叶圭书的伯祖出仕官至三品，曾任广东粮储道南韶道署按察使；次子叶汝芝即叶圭书的祖父更是卓越，官至二品，出任浙江按察使署布政使，可谓门庭益彰。
叶汝蘭，字香浦，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性质直，不畏疆御”。叶汝芝，字仲田，附贡生，乾隆四十二年考取謄录，初由盐课大使擢山东茌平知县，后历任绛州知州、汾州知州、河东道、浙江按察使等要职。年老致仕时被诰封资议大夫。辞世后道光帝御赐神道碑以彰显不朽。叶汝蘭和叶汝芝兄弟情深。虽然异地为官，久不能见，但是手足血脉之谊反而愈发浓烈。民国《沧县志》记载，叶汝蘭任职户部郎中时，“买宅海波市街”，即朱彝尊古藤书屋旧居。又“念弟汝芝由晋将至京，仿庐陵画舫构一斋为对床之所，自为诗以落之，颜曰‘锦舫’。一时名公巨卿多歌咏其事，传为佳话。”
父讳伯俭，字守朴，号宁斋。贡生。诰赠朝议大夫。十六岁时，伯父叶汝蘭和父亲叶汝芝皆远宦，叶伯俭作为家中长子，毅然顶门持家，侍候祖父终老。祖父殁，又亲手操办丧葬事务，尽理尽诚。“父（叶汝芝）每为援例受职，辞不愿。锐志攻苦，竟以劳卒。”叶伯俭天才旷逸，学问扎实，金石书画考辨精审，“金石碑版及古今书画皆能一一辨其真赝，凡过目者皆缀以评语，简当雅切，豁人心目。”诗画文章敏妙，倚马可待。著有《禹贡详注》，惜未结稿。
母亲全氏，讳淡真，字菊如，号晚香。涿州人，福建布政司库大使全材之女。赠宜人，有《晚香阁存稿》一卷遗世。宜人早寡，守柏舟之节，教诸子严明有法。次子叶圭书因祖荫授为县令，宜人却不让他去谒选，并劝勉道：“县令不易为，非读书明理何以膺民社！汝须读书上进以继乃父志。”在母亲的督教下，叶圭书和其弟叶圭绶相继“登贤书”，考中举人。全淡真工诗，雅善扶乩，有小方壶女仙降其室，宜人与之唱和，得诗数百篇，由叶圭书编次，是为家刻三卷本《写韵室存稿》，通篇诗歌雅秀天成创业项目，毫无烟火之气，不愧扫眉才子之杰作。
弟叶圭绶，字子佩，号也云，晚年自号龟寿。道光乙未恩科举人，大挑一等。山东候补知县。生而明敏，秉承庭训，“肆力于历算舆地之学”，于诗文、书画、金石、舆地、算术诸方面皆有造诣，为道光、咸丰年间著名的地理学家，又同天津樊彬（字文卿）、大兴刘铨福（字子重）合誉为晚清直隶金石文字三大家。其传世著作主要有《埏綋考古录》、《知非斋诗草》、《吾庐存诗》、《乾象易知录》、《续山东考古录》、《习察编》、《万国大地全图》等，撰述之博与天津耆儒华长卿并称，尤其《续山东考古录》一书集山东历史地理演变之大成，成为历代山东方志类史书中的扛鼎之作。
妻，元配李氏，福建盐场大使李云舟之女，广东广州府番禹人，诰赠淑人。继配张氏，云南大理府知府志廉之女，诰赠淑人。嗣子叶铸。女二，皆张氏所生，长女出嫁于山东历城道光丁未科进士金寿萱（字慈华）之子金绍甡，次女亦嫁于山东历城人，为山西宁武府知府李崇蟠之子李涑生。
李氏与叶圭书伉俪情深，琴瑟和鸣，奈何天不假年，成婚未久即早逝。李氏夫人乃富户人家出身目字旁加圭是什么字，貌美能诗。道光戊子（1828）年七月叶圭书在四叔叶济英（字梅生，曾任江西义宁州知府，死于咸丰五年五月与太平军的作战中）的陪伴下南下广东就婚，“罗浮香里暂为家”（晚清畿辅名士、表兄王侣樵的赠诗）。即将踏上奔赴粤东行程之际，叶圭书心潮澎湃，作了《绘春吟四首》（见《沧粟庵诗钞》），个中既有时令下的伤怀之吟，又有对他乡远途未知的惆怅之叹，更有对李氏新人不尽思恋之情的表白，读来让人不禁感慨万分。在粤停留期间，他不但完成了终身大事，还结交了许多名流雅士，如时在广州羁留的“结历代三元之局者”的临桂陈继昌（号莲史）等，相互唱和，“一时繁华富丽，名士、美人，极人间之乐事。”道光庚寅(1830)年花朝节时夫妻北上。返程时，对小友赏识有加的陈莲史设酒作别并赋诗相送，流传至今可见者有《送叶芸士归沧州》和《穗垣长寿寺池上饯叶芸士归省沧州》二首。
道光初年，广州因是当时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鸦片贸易泛滥。广东本土人无论男女老少吸食鸦片成风，尤其富贵之家更是盛行，李氏夫人因此也沾染了此恶疾。是时，中国吸鸦片之风惟粤为盛，黄河之北尚少。在归途中，夫妻言谈话及北方习俗，叶圭书说：“北人贱视食罂粟者。家中已为卿筑室于宅之幽深处，以避人之耳目。”夫人闻言始知嗜好鸦片非美德也，因此立刻破碎手边烟具，决意戒除。尽管此后数日因停吸而致毒瘾发作，身心剧痛，饮食俱废，然而誓死不再吸食。叶圭书惶恐李氏体弱，经不起毒瘾发作的折腾，“初慰之再吸，继劝之，以致恳求”，终不能动其心，削其意志。舟行至浙江，由于连日戒烟所带来的毒瘾摧残以及旅途的颠簸不适，李氏夫人病逝于富春山子陵台下。惨对佳人离去，叶圭书泪目涟涟，悲痛至极。表兄王侣樵闻讯后深情作诗以劝慰，但叶圭书仍难掩情扉，内心缠绵凄怆，乃至多年后依旧不能释怀。
仕宦
通过对叶圭书家世的记述，不难看出其祖上是一个以砚田为业，仕宦为生的文化类型家族。在良好家风熏陶下，叶圭书积极进取，不坠青云之志，亦考取功名，步父辈后尘踏上了仕途。为官半生，叶圭书始终坚守知行合一，“操履端方，才猷敏练，名绩表著，卓有贤声”，诚乃一代循官良吏之典范。
对于叶圭书的仕宦履历，向有言及者要么只言片语，语焉不详，以事迹缺考而搪塞，要么陈述不周，漏洞百出，以讹传讹。凡此种种，光怪陆离，致使后来研究者稽考无方，不知其可。现不揣浅陋，结合史料，旁征博引，爬罗剔抉，钩沉如下：
1825年，叶圭书以荫生（按，明清时期，官员子弟凭借上代余荫而取得监生资格的人）资格参加道光乙酉科乡试，被挑取謄录（按，清代在方略馆等机关内任缮写者，来源途径之一可由顺天府乡试荐举未中之生员充选）。1831年参加道光辛卯恩科乡试，荣膺副榜（按，也叫备榜，始于元代，科举考试中正式录取人员之外的附加人员榜示）。1832年参加道光壬辰科乡试并高中举人。候选知县。1839年四月选授山东邹平知县。1840年道光庚子科乡试时奉派充任外簾（按，科举乡试、会试中，在贡院内阅卷的官员叫内簾；在考场提调监试的官员叫外簾）。考试工作结束，调任馆陶知县。1843年道光癸卯科乡试奉调入内簾。撤棘后奏调历城县知县。1850年秋兼任署理济南府清军同知（按，一种管理所辖军所军伍人员的官职）。不久，又提升为济宁直隶州知州。期间，受皇帝引见召对一次，奉旨交军机处记名（按，亦称内记名。清代被保举的人或在军机处记名，或在吏部记名，在军机处记名者较易得官）。后擢升曹州府知府，但因部覆（按，旧时中央各部的覆文）未下，1853年特简补授兖州府知府，又奉派办理粮台署兖沂漕济道。时太平天国北伐军攻陷临清，清军将领僧格林沁发檄文征召叶圭书总理粮台，1854年出任山东督粮道，因筹措军粮物资得力和擒贼有功，山东巡抚上报朝廷，被皇帝赏赐花翎佩戴并以道员用，升任济东泰武临道。1857年夏兼署济南府盐运使。1857年6月——1860年2月，因山东巡抚李僡举荐，擢升山东按察使，期间四次入京受咸丰帝召对，“温谕优渥”。1859年冬又兼任署理布政使。咸丰十年（1860）因事降一级调用而卸任。
叶圭书的从政档案大略如是，简要记录于此以使先贤风徽不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叶圭书官运亨通，仕途通达，究其原由，虽和良好的家庭出身、上级有司的赏识、推崇，君主的皇恩浩荡等诸多外在因素的良好运转密不可分，但个人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强烈的责任心也是不可或缺的。作为一方父母官，他每到一任便惩治贪腐，审察民情、体恤百姓，以德化为先，使之治下翕然，风俗为之一变；同时对于扰民的穷凶极恶之徒严厉打击，以儆效尤。有一巨盗危害地方多年，时常窜扰多县，劫掠官绅大户，久拿不获，一方稽捕，便闻风逃到另一县继续为非作歹，官府虽有备案，上级也多有督查，奈何巨盗来去无踪，多次严办无果，弄得民怨沸腾。后叶圭书当任恰逢此案，他便私服遍访寻蛛丝马迹，有了眉目之后又采取诱惑之法终将巨盗擒获，百姓为之拍手称快，朝廷也因他捕巨盗有功而擢升为济宁直隶州知州。知济宁时，有金乡捻军魁首张广聚众作乱，叶圭书亲自带人逮捕并诛杀之，其党散为镇江漕艘水手，借运河漕运之际沿途扰民为患，他又率勇役逐船查捕，使这些祸乱者悉数伏法，随之河道肃清，漕运畅通。不久突遭黄河决口，泛滥成灾，百姓流离失所，饥殍遍野。见此惨状，他不忍百姓弃于野，于是上书请赈济饥民，并募绅富捐助；经过一番治理，局势迅速稳定下来。不料到了第二年河水复涨，民益困，动荡之势又死灰复燃。于是，他顶着罢官革职的风险又截留漕粮三十万石赈济灾民目字旁加圭是什么字，活命无数，流亡百姓的生活渐趋稳定，哀鸿遍野的饥荒暴乱也消弭于无形中。事后，不但上级主政者赞誉有加，百姓更是感恩涕零，称之“叶青天”。
1860年是叶圭书从政道路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捩点。叶圭书从政后期正是晚清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当时的清政府内外交困，内部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相继爆发，外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加剧，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兵燹过处，生灵涂炭，流离失所，衰败至极，惨不忍睹。面对大厦将倾的统治危机，许多官吏肆意妄为如故，他们贪婪成性，鱼肉百姓，作威作福，同时拉帮结伙，打击异己，使得整个官场一片狼藉，充斥着猜忌、倾轧的戾气。遭逢泥沙俱下、混乱不堪的官场，尽管叶圭书出淤泥而不染，仍希冀以独立清醒之姿态“和光同尘，与时舒卷”，但终不能逃离于政治漩涡的残酷打压，尤其位高权重之后更是处处掣肘而不能尽全力而为，乃至最后被政治对手玩弄权术，网罗罪名，以办案不力和约束门下不严之愆忒而遭弹劾。
咸丰八年（1858）秋，山东单县一男子的父亲与他人发生纠纷引发打架斗殴，被打危及性命。男子为救父而殴杀了行凶者，并重伤多人。由于此案牵涉甚广、街头巷尾议论颇多，因此作为重大案件，身为臬台的叶圭书亲自过问并依照刑律审讯判决斩立决，同时如实上报邢部等中央核准机构。此案情节本不复杂，但被人在是否该夺情上大做文章，攻击叶圭书判决过重，草菅人命。案件上达中央后，原计划朝审由皇帝亲自问查，后下旨改为派亲王复勘。经过一番调查和博弈，案件被判改为“缓决”。于是，叶圭书因失职而受连累；恰在此时，又有官员以唐煜轩之事告发叶圭书，遂被降职。唐煜轩名德垿，日常人皆呼绰号“唐九悬客”者，山东历城人，后改顺天籍。他自称叶圭书的朋友，打着按察使亲友的名义“日坐二人轿，赫耀省城”，到处招摇撞骗，“狐假虎威，贿赂公行，遂名利兼得”。清人王雨生（按，山东济南历城人，生于1816年，曾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长芦天津盐运分使等职）在日记中对此有过专门记载：“叶芸士廉访由山东州县荐升臬司，人极忠厚，乃因唐九悬招摇日久，致干密参，议以降一（按，此处存疑。日记原文为“二”字，恐系笔误，实为由“从二品”降级到“正三品”，特更改并作此说明）级调用，竟无缺降调，闲住省垣，家计维艰。”罢官之后的叶圭书经此打击，从此一蹶不振，不过几年便郁郁而终。始作俑者唐煜轩不但毫发未损，而且弃时运不济的叶圭书于不顾，捐官知州，分发陕西，乘肥衣轻赴任而去。面对“朽木为官，禽兽食禄”之乱象，王雨生禁不住为叶圭书鸣不平，嗟叹道：“世道大变若此也！”
叶圭书功名受挫，遭遇了官场上的滑铁卢之战，断送了政治生涯，但对山左之地却一往情深。宦海生涯二十余载，远离故土，他自始至终游走在齐鲁大地，刳精鉥心于海岱之间，即使引退仍放归病躯于海右的湖山林泉，《沧粟庵诗钞》序言里有天津名士周士澄题赠诗，其注解曰：“公引退后自署楹联云‘湖山留小住，冠盖谢诸公’。”不言而喻，孔孟之地已经成了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片热土承载着他居正秉义、忠君为民的儒家之道，亦是他放飞梦想、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以及心灵归隐的籍在之所。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首前程，他廉洁自律，身无长物，又殚精竭虑，一心“振扬风纪，董政官邪”，同时知百姓之苦，惠百姓以利，从而民心拥趸，素有政声。由此，如果放弃世俗的“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标准，单以民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朴素“仁”道境界和担当精神来论，叶圭书的仕宦之路却是成功和值得称颂的。
艺文
叶圭书学蕴纯明，天赋颖秀。自髻稚之年即开始受诗明礼，未及成童，又下帷苦读，历经寒暑数十载“不辍于圣贤经传”，是一位“宏才富学而恂恂恒若者”。在日常的读书问学过程中，他涉猎广泛，身萃众长，“古今子史靡不博综而贯通之，于古文时艺、策对源流、声歌音律，亦博而精。”因此早在弱冠之时便文名籍籍，名扬州郡。
淹灌群籍的叶圭书对诗文一道十分钟情，涉猎经年，自有造化。王侣樵在《沧粟庵诗钞》的题跋诗中称其：“诗得江山助，吟坛早著声。”年少时，他受父亲亲炙。父殁后，在母亲的支持下他又于道光丁亥年（1827）立扶云吟社，一时名流英才咸集，吟哦唱和，交流心得，所得诗句甚多，以致汪南金（按，陕西甘泉人，号兰甫，曾师从太谷学派宗师周星垣）在览罢《沧粟庵诗钞》后有“集中多未出仕之作”的慨叹。是时，他的诗歌技巧方面大有完善，风格趋于圆融通透。通籍后，虽忙于官务，少有讴吟，但得暇时，亦乐在咏叹。汪昉（按，字叔明，号菽民，又号啜菽老人，江苏阳湖人。书画家。道光二十四年举人，官至山东莱州府同知）在《沧粟庵诗钞》序中云：“（廉访）都亭听讼之余，弥高兴寄原隰；行春之暇，不废推敲。”去官后，叶圭书因政治失意而备受打击，一时无法攘除胸中块垒，便放怀诗酒，寄情山水，以转移焦虑，冰释愤懑，求得本分天然，身心自在。肆游江南山水时，他文思泉涌，佳作迭出。对此，汪昉称赞有加：“登七星而霞飞墨彩，访三竺而玉泻词源。句瘦呈佛，诗清欲仙。问乌衣之贵介逊此风流，笑黄卷之经生无其标寄。”其中“句瘦呈佛，诗清欲仙”的描述，从侧面也反映出他的诗文愈发高骞清逸，深具性灵浑融之趣。
当然，由于年湮代远，叶诗流传至今已不多见，所见大都源自诗集《沧粟庵诗钞》，其外者则寥寥无几。《沧粟庵诗钞》是叶圭书生前所作诗歌的“汇总之本”，由生前好友和下属如王侣樵等人裒辑而成，凡二卷。书的牌记上有“同治二年夏六月吉刊于大明湖上”字样，可知付梓出版于1863年，即作者去世的第二年。是书校勘谨严，刷印精良，装订考究，刊刻之美尽在字体清朗、墨色凝练、纸质光洁间，阅之赏心悦目，实乃不可多得之善本。就诗文内容来看，所涉领域较广，归纳起来，大致有悼亡诗、怀古诗、行旅诗、咏物诗、山水田园诗、赠答诗等；尤以悼亡之作为多，这类诗笔调沉郁哀婉，字里行间寄托着诗人对亡妻李氏以及逝去亲人的无限思念之情。如《睢南哭二妹》：
竹马同嬉事尚新，回思未及廿年春。阿兄此日为行客，弱妹他乡竟古人。千里何期悭一面，重泉应许觅双亲。传来噩问迷离甚，隔宿犹疑听未真。
二妹叶圭娣本为叔叔叶仲敏之女，由于叶仲敏夫妇下世较早，二妹后由全氏收养。兄妹二人年龄相差一岁，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出嫁后随丈夫赴外任，不想竟生死离别，阴阳相隔。听闻噩耗，叶圭书哀痛不已。由于天涯路远，他不能送妹最后一程，心苦而无奈，情不可收之下作诗以书怀。作为一首悼亡叙事诗，尽管文字不加修饰，手法近乎白描，但却情真意切，最是动人，亦合乎诗理性灵之说，毕竟真情之下一切语言表达都是苍白的，恰如“真僧只说家常话”的道理。
叶圭书除诗文很好外，于金石书画收藏等领域亦各有所长。叶圭书祖上本是书香门第，对此中门道天然具有亲近之感，尤其父亲叶伯俭更是圣手名家，深得个中道法妙蕴，建树非凡，只可惜尚未被世人广布其名就寿短（按，享年三十六岁）而亡。尽管书画金石诸般技艺被时人视为“小道”，仅为茶余饭后“聊资托兴”而已，但叶圭书因受家庭熏陶，对此毫无门户之见，反而年少之时便刻苦钻研，“父辈所珍，宋、元、明诸大家名迹甚丰，往往心摹手追，务得其法。”他作画精湛，善画兰菊小品，水墨渲染，窠石杂枝填充，风神灵动，气度幽雅，极富韵致。书法则善行、楷，笔画隽妙超逸。他知官山东后，由于拘泥于官身，书画之技向不多作，加之又颇自惜，几乎秘不示人，因此流传真迹绝少，今之能见者百不存一。济南千佛山公园尚有其临摹作品。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叶圭书在历城县任时，兴建了千佛山齐烟九点牌坊，牌坊正中有其为之题的匾额“齐烟九点”，四字苍劲秀拔，望之生辉。“九点”一词则来自唐代诗人李贺所作诗《梦天》中“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诗句，取其妙趣佳境之意。在得天独厚的旖旎风光掩映下，伴着叶圭书书法与李贺诗句典故的有机结合，整座建筑充满了人文魅力，成为济南众多景致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扎实的书画底蕴及其背后所呈现出来的的深厚艺术文化功底为叶圭书收藏鉴赏卓越能力的养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和表兄王侣樵、三弟叶圭绶都是深谙金石书画收藏的行家里手，浸淫几十年，声闻畿辅，名动齐鲁，圈内人称“金石三杰”，这既是对他们棠棣之情坚不可摧的譬喻，又是对三人收藏成就超群绝伦的赞誉。素日，他收藏不凡，尤好金石。入眼之物，或亲购或委托王侣樵、叶圭绶二人代购，抑或友人相赠，因此家中搜罗汉魏以来金石彝器、良碑精拓、名家字画等甚是可观。号称“魏碑第一”的《刁遵墓志》就曾入藏其家。民国《盐山新志》金石篇分星劈两地记载了刁公碑的前世今生，现将记录其流传过程及与叶氏关联部分引之如下：
“清雍正间，南皮县刁公楼村耕者得此石于刁氏墓中。碑高三尺二寸，广二尺八寸，二十八行，行三十三字，后沦弃于南皮夜珠高家土神祠中。夜珠高乃唐高适之故里，在饶安城西南八里，距刁公楼亦甚迩。乾隆中，乐陵石维新见之，始语高氏舁诸家，不知何时已缺一角。乐陵刘克纶跋数行，高氏镌诸木以补其缺。《山左金石志》谓藏刘克纶家，非也。咸丰四年，高冠珍持赠沧州叶圭书。叶氏衰，石为南皮张文达之万购得。今犹存张氏也。石初出无识者，刘克纶跋后渐闻于世。叶圭书山东按察使喜赏鉴，石归叶氏后，其名日盛。安吴包世臣著《艺舟双辑》推为‘魏碑第一’，海内遂诧为奇宝。”
对于叶圭书而言，收藏不易，甘苦自知，毕竟许多珍器名品乃是他千辛万苦不惜重金极力求取而来，甚至为此借债典当亦是家常便饭。但正因如此，付出总有回报，浓浓痴爱守护换来的是精神的物我相依之悦；换言之，古物虽无言，却能心神相交。每次冗杂官务处理完毕，待到夜阑之时，他独坐静室，清茗啜罢，临摹几行经典法书，仿画几笔宋元名家小品，观晤几件金石古器，博古供养间，古意满眼，尘心渐远，逸趣自饶。不言而喻，收藏鉴赏已然成为叶圭书日常缓解官场高压、规避蝇营狗苟、释放自我性情的一种别样生活方式，并将之持续相伴终老。
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出于对文化的热忱和担当，向来重视“文以载道”，其践行办法之一便是通过整理编著出版书籍来进行文化传承，弘扬真知灼见，进而遗泽后世。叶圭书自然也不例外，他在为官之后，重视人才的招徕，身边贤士如云。这些人虽多是幕僚或宾客，也许或因生活落魄，或因科举仕途不利等前来依附，但无一不是饱读之士，富有真才实学，如俞浩（按，浙江海盐人，字四香，著有《西域考古录》）、汪昉、王侣樵等。官场之外，他们诗酒交游，著书立说。但凡书籍出版，叶圭书不但为之题跋推介，还在资金上大力襄助。山东历史地理论述著作中被奉为经典力作的《续山东考古录》的出版就是直接得益于他的鼎力支助。安丘刘燿椿在道光三十年（1850）为《续山东考古录》所作序中云：“芸士先生嘉孝廉（按，叶圭绶）用心之专、力之勤，出俸钱刻之。”同时，他还关注于乡邦文献的搜罗和整理，并用功颇深。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他和王侣樵一起编撰的《国朝沧州诗钞》历经十余年的辛劳终于付之剞劂，全书十二卷，遵循“以诗存人，以人存诗”的理念共识和“生者不录”、“宦游过客寄居本暂概不入纳”的规章，共收录清代以来沧州籍诗人118家，诗歌共计1396首，可谓蔚为大观。于此同时，他们两个还编辑刊刻了《沧州明诗钞》一卷。咸丰年间，他们俩又合作编辑出版了《国朝沧州诗补钞》二卷，补遗一卷，添补诗人30位，诗歌385首。其后，俩人再次广泛搜罗，裒辑成《国朝沧州诗续钞》四卷，补遗一卷，增收诗人63家，诗歌806首。这些书籍连同他自己的著作成为乡邦文献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为研究与传承沧州历史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语
咸丰十年（1860年）叶圭书罢官，后侨寓稷下（今山东淄博稷门附近）杜门养痾，惟以书籍自娱。期间，曾为历城虽有隽才而不售的白丁解子镜的著作《益智录》作跋，他写道：“今馀解组将归，解子已笃老，乃始相与扼腕而叹也。呜呼，晚矣！”不可否认，叶氏之喟叹确实表达了对解子镜这位怀才不遇，最终寂寂无名穷困潦倒于乡野的白丁命运不公所寄予的同情，惜才之情溢于言表。但这种伤感之情流露的背后又何尝不是对自身凄凉遭际的真实写照，他已年过半百，即使政治前途不能更上一层楼，但至少待到花甲之时可功成身退，却不想时乖命蹇，空负了才华，弄污了一世英名，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惟余“空悲切”度残生。毋须渲染，厄难下的最后时光里，叶圭书是悲苦的。王侣樵在追忆叶圭书的题诗中对此也进行了控诉：“官罢时闻警，干戈逼五旬。世惟钦政绩，天不寿诗人，炉火千缒句，风霜百炼身。”《吕蒙正格言》云：“时也，运也，命也。”显然，他跌宕起伏的晚年人生除了和不屑钻营等内在因素有关外，更多则是时代囹圄所制。尤其人生最后的紧要关头，个人命运和时代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在内忧外患且日益黑暗的社会动荡冲击下被挟裹着备尝辛酸况味。
统而言之，叶圭书的人生经历并不繁杂：他早年因父殁而失怙，但事母至孝，并能自理于门庭，又少有隽才，腹笥宏富，风流蕴藉，名噪乡邦，掌公职后，持身恪谨，纾解国难，体恤百姓，并因事功而平步青云，却在声隆正望时遭受排挤致使官位戛然而止，身死于忧愤。可以说，他一生大多时间，相继是在读书、考取功名、为政一方中度过的。作为从天崩地坼时代中走来的人，与一般的俗吏不同，他仍然执守着传统文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内核，积极施政济民，期冀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的至高夙愿，尽管最后于乱世纷争中被击打的体无完肤，仍然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同时，他秉持着独特的文人气质，追求雅致的诗书人生，并试图借助文化的力量来构建一方清凉世界，以便能在人性的皈依中找寻到一个自由纯粹的精神道场。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叶圭书早已伴着时代大幕的落下而退场。如今重拾对叶圭书的记述，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他的人生轨迹，感受他仕宦生涯的不易、文人志趣的高洁，而且对于洞察处在艰危时局中的传统文人当时的境遇变化和心态历程也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简介：王立成 （沧州市第三中学）教书为业，业余访古读书，最喜天心月圆、芳华满枝。作品散见于《中华读书报》、《中华文化画报》、《南方周末》、《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世界知识画报》等国家、省级、市级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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