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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0年，39岁的王安石入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述职。正巧43岁的儒学大家周敦颐卸任地方官归京，二人由此相识。
很多人知道周敦颐这个人，是因为他的一篇短文入选了当今的初中语文课本，这就是著名的《爱莲说》。其中描写莲花品相高洁的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简直写尽了以莲喻人的至高意境，从而成为千古名句而流芳百世。
周敦颐一生仕途不顺，最高官职不过从六品，但是他对儒家理念的研究之深，绝对是那个时代最顶级的。尽管王安石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学成就很大，但是在哲学领域，王安石的名气远低于周敦颐，所以两人的相识，其实是王安石主动问道周敦颐。
按理说王安石此时已经有了修正儒家治国理念的“疑古派”想法，而周敦颐作为造诣精深的儒学大家，他们是不应该有共同语言的。可是恰恰相反，二人一见如故，引为知己。这是因为周敦颐所秉承的儒家理念尽管不属于“疑古派”范畴，但是他和王安石修正旧有儒家理念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修正的方法和力度不尽相同。
公元1069年，王安石开始了大规模的“熙宁变法”，周敦颐开始是赞成王安石变法新政的，可是随着王安石“新法”的不断推进，与王安石互为知己的周敦颐深感王安石的理念过于激进，于是他投入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阵营，坚决抵制王安石变法。这是因为，尽管周敦颐的儒家理念与司马光的“崇古派”颇有不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根基，那就是他们都是“法古”理念的坚定拥护者。
崇尚“法古”理念是儒家信仰不可动摇的根基，在周敦颐看来，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而王安石的“疑古派”思想已经有摈弃“法古”理念的苗头了，尽管周敦颐并不赞同司马光抱着旧有儒家理念不放的“崇古派”思想，但是在坚持信仰根基面前，周敦颐最终改弦更张，选择了“旧党”阵营。
周敦颐本质上是赞成修正儒家治国理念的，但是他的修正方法比王安石柔和得多，也就是说周敦颐秉承的儒家理念是介于“疑古派”和“崇古派”之间。他提倡的儒家理念用六个字、三个词就可以概括：“至诚”、“无欲”、“主静”。
在周敦颐之前，旧有的儒家理念强调的是“德”，其中对“忠”和“孝”两种德行最为推崇，但是对“诚”却没有过分宣扬。而周敦颐却把“诚”拔高到天人合一 之道的最高境界，以诚为本、诚信治天下。在他看来，只要儒家治国理念从“德治”引申成为“诚治”，当时北宋帝国的种种社会积弊就会根除，哪里需要王安石那样大动干戈，甚至触犯儒家“法古”根基。
周敦颐还倡导“无欲”和“主静”的理念。
旧有的儒家理念讲究“入世”，以匡扶正义、兼济天下，根本没有“无欲”这个概念。都“无欲”了，何来的“入世”？
这是因为周敦颐骨子里是个根深蒂固的唯心主义者。
众所周知，儒家理念的世界观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为主，兼有一部分唯心主义观点。而周敦颐所理解的儒家理念，偏偏就是那一部分唯心主义的观点。
顺便一提，无欲则刚这个成语，确实出自儒家经典《论语》之中，但是无欲则刚中的“无欲”并不是没有欲望的意思，而是克制欲望的意思，与周敦颐的“无欲”概念颇有不同。
周敦颐一生对《易经》的研究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他所留传下来的两部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通篇充满了对孔夫子所撰写的《易传》的全新解读。（关于《易传》的内容，可以参看前作《史海寻真•周易：谜之书》）他从《易传》中提炼出两个词，那就是“无欲”和“主静”。
周敦颐的“无欲”就是字面意思，即无私无欲。若想达到“无欲”境界，就要用“主静”的方法强化自身的修养，逐渐从克制欲望，到减少欲望，最终达到没有欲望。很明显，这是对孔夫子“无欲则刚”概念的引申解读。
如果儒家信徒都能做到以诚为“天理”，通过“静”的方法，把自己修炼成无欲无求之身，那么治理天下就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这就是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我们熟悉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么来的。
因此，在周敦颐看来，儒家自古相传的治国理念只需要作出很小很小的引申变化，就可以轻易将国家治理好。他既不赞成司马光“千古不移”的僵化思想，更加不赞成王安石“推倒重来”的激进理念。于是儒家理念的一个最大分支学派——程朱理学派破土萌芽了。
周敦颐参与“新党”和“旧党”之争的时间不长，就于公元1073年去世了，他的思想遗产由他的学生，程颐和程颢弟兄俩全盘继承了下来。
顺便一提，这对弟兄之中，弟弟程颐对老师周敦颐的思想领悟更深，推广更甚，因此，我们认知中的“程朱理学”中的“程”其实单指的是程颐。哥哥程颢也有自己的哲学主张，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和演变，最终由明帝国大儒王守仁（即王阳明）引申而成为儒家理念的又一个小众分支——心学。（参看前作《史海寻真•王阳明：最后一位大儒》）因此本篇我们就不再提及哥哥程颢的学术思想了。
程颐追随老师周敦颐，也成为司马光“旧党”阵营的中坚分子。公元1085年，司马光推行“元祐更化”，他向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推荐了52岁的程颐。高氏非常欣赏程颐的才学，当即任命他为崇政殿说书，负责教导10岁的小皇帝赵煦。“崇政殿说书”仅仅是个从七品官职，但因为有帝王之师的身份，可以直接接触到皇帝，只要情商足够高，能和皇帝建立起良好关系，一般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基本上前途一片光明。可就是这个好职位，硬是让程颐干砸了。
程颐性格固执严苛，是那种对他人严厉，对自己更严厉的人。小皇帝赵煦还是个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可是程颐却将“无欲”、“主静”那套观点拿来说教，使得赵煦烦透了程颐，继而对“旧党”也心生愤恨。
有一次，赵煦看到柳条发了嫩芽，便随手折下一枝把玩首码项目，程颐上前劝阻道：春天万物催发，不可摘折草木，以免伤了天地和气。小皇帝赵煦悻悻扔掉柳条，闷闷不乐。后来司马光听说了这件事，忍不住叹息：程颐严厉如此，皇帝怎么能亲近儒家理念啊。这里，司马光口中的“儒家理念”自然是“崇古派”的“法古”理念。
果然，公元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16岁的哲宗皇帝赵煦开始亲政，他先用3年时间稳固了自己的地位，然后开始了对“旧党”的清算。他任命“新党”领袖章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职，相当于宰相），恢复所有被废除的“新法”，同时将一大批“旧党”成员贬谪到地方任职。其中程颐被皇帝赵煦特殊“关照”，贬到了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也不给程颐任何官职，只是让地方官对其监视居住，辛亏程颐名声足够大，地方官对他的监管十分宽松。
其实，在司马光死后不久，“旧党”内部因为对儒家治国理念解读不同，已经分裂为三派：以刘挚为首的“朔党”，延续了司马光“崇古派”的思想；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主张有限接受“新党”的“疑古派”理念；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主张用“理学”思想有限改造儒家理念。这三派各持己见，甚至闹到了人身攻击、明争暗斗的地步，这也是皇帝赵煦烦透了“旧党”的原因之一。
顺便一提，“朔党”、“蜀党”、“洛党”的名称，是以党派领袖的籍贯得来的。例如程颐是洛阳人，他所在的派别就称为“洛党”。苏轼是四川眉山人、刘挚是河朔东光（今河北沧州市东光县）人，以此类推得名。
受尽政治倾轧，远离庙堂的程颐在涪州反而静下心来，开始归纳总结老师周敦颐的思想，将其引申为自己的理念，并开设了名为“钩深堂”的讲堂，教授宣扬他的儒学理念。
若要青出于蓝，将老师周敦颐的思想引申程朱理学指的是哪两个人，摆在程颐面前有一个巨大难题：必须让这种理念有实际操作性，也就是必须去“唯心”化，而转为向儒家理念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靠拢，这样才能被整个儒家士大夫阶层接受。
于是，程颐开始了对老师周敦颐理念的修正。
程颐将旧有儒家理念中的“天道”引申为一个“理”字，他曾说：天下之物所穷者，只是一理。意思是：任何事物探究到尽头，都能归结为同样的天理。
因此，“万物一理”就是程颐儒家哲学思想的世界观。
那么如何领悟“理”呢？程颐总结出八个字：居敬穷理，格物致知。意思是：用敬重的态度探究天理，只有通晓万物的本质才能达到领悟天理的目的。这里的“格物”其实有社会实践的含义在其中，所以这八个字与“实践出真知”是一个意思。
因此，“格物致知”就是程朱理学派儒家哲学思想的方法论。
经过如此修正，程颐将老师周敦颐的儒家理念变得清晰而可操作了。师徒二人提出的“理学”思想终于成型了。可是就在此时，程颐又遭受了更大的政治打击。
公元1100年春，23岁哲宗赵煦因肺结核病逝，他没有子嗣，北宋帝国的皇冠戏剧性地落在了赵煦19岁的弟弟赵佶头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顽主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赵佶和他哥哥赵煦的政治理念如出一辙，他任用“新党”成员蔡京为宰相，变本加厉地打击“旧党”。为此，他将司马光、文彦博等117个“旧党”成员定性为奸党分子，并把名单用他华丽的“瘦金体”亲自题写，刻成石碑，以昭告天下。这117人中，就有程颐的名字。
为了彻底断掉“旧党”的儒家理论根基，皇帝赵佶下令将程颐的著作全部销毁。幸亏程颐的弟子们冒险将他的著作保留了下来，北宋帝国灭亡后，才又使其重新流传。
在赵佶的政治威压面前，年事已高的程颐只得中断了自己的理论研究，回到自己的家乡洛阳隐居起来。
公元1107年秋，75岁的程颐终老。因为他生前受到的政治打压仍在，他的学生朋友都不敢出席他的葬礼，只落得个晚年凄凉，死后冷清。
程颐在现代社会的名声并不好，是因为他有一句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被后人解读为对妇女权益的压制。
其实这是对程颐儒家理念的误读，因为这句话只是片面引用，这段话的全貌是这样的：
曾经有人问程颐：寡妇不可娶，是不是这样？程颐回答：是的，如果（男人）娶寡妇使其失去节操，实际上就是（男人）自己失去节操。
又问：如果寡妇穷困无依靠，是否可以再嫁？程颐回答：这只不过是某些女人害怕饥寒致死的托词罢了。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仔细分析这段话，程颐并不是在单纯讨论妇女权益的问题，否则他就不会说出男人娶寡妇也是失节的话来。程颐是通过这两个事例表明人的思想追求应该远远大于物质追求，从而阐述“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理念。只是所举的例子中涉及到寡妇这个弱势群体而被人误读了。如果例子中的问题换成“贫苦无依之人（无论男女）卖身作奴仆是否可以？”程颐这样回答，那引来的责难和非议或许会小很多，甚至会相反得到赞同，因为毕竟前有“饿死不吃周粟”、“拒绝嗟来之食”的典故作对照。
事实上，程颐的观点阐述从来没有被之后的历代王朝定为律法，即使在程朱理学派成功分享皇权的明、清两朝也从来没有禁止寡妇再嫁，只是在道德层面对守节的妇女妇女予以褒奖，而且这种褒奖的比例很低，目的无非是强化儒家教化而已。
现在再分析周敦颐写《爱莲说》的用意，就可以知道周敦颐将自己比作莲花程朱理学指的是哪两个人，而“淤泥”和“清涟”也是有所指的，这都是在比喻北宋帝国当时的社会风气。
大唐帝国中后期，儒家文化被外来文化严重侵蚀，华夏各民族出现了信仰危机，整个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后来又经过“五代十国”数十年的乱世，社会风气愈发糟糕，如果不坚决拨乱反正，将从根本上动摇儒家士大夫阶层的政治主导地位。周敦颐、程颐师徒二人坚决反对王安石借鉴法家理论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反对司马光单纯加强教化力度就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因此这才创立了“理学”这个全新的儒家学派。这就是周敦颐、程颐师徒二人修正儒家治国理念的初衷。
周敦颐、程颐的“理学”思想体系仍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甚至他二人都没有清晰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这个“天理”是什么。在他死后20年，北宋帝国灭亡，儒家治国理念遭受严重打击，天下纷乱之间，“理学”的学术研究失去了环境而至停顿。直至南宋帝国偏安杭州之后，“理学”研究才又兴起。这一次，该被儒家信徒尊称为“朱子”的大儒朱熹登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