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中的喜剧美学特质
——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
刘婧怡刘鑫
（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由张艺谋担任总监制，宁浩、陈思诚、徐峥、邓超、俞白眉、闫飞、彭大魔担任各单元导演的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作为献礼片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后，票房一路走高成为当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影片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模式，不再以家国集体的宏大叙事下的英雄形象来弘扬时代主旋律，而是聚焦于平凡生活中的某一个小人物，通过小人物的个体叙事来塑造“个体化的新英雄”[1]形象。影片通过幽默温情的喜剧美学，将主流价值观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实现了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这是主旋律电影在喜剧类型创作方面的大胆尝试与阶段性成果。
一、
形散神聚的戏剧叙事美学
最早采用“小品串联”式的喜剧叙事手法的电影是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虽然后来也有类似情节的电影上映，再没有像早期的电影那样受到欢迎，但观众对于这种电影接受度仍然较高。加之近年来，随着短片平台的发展，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变得碎片化和多样化，逐渐形成了碎片化的阅读体验。因此，为契合观众的观影习惯，《我和我的家乡》也同样采用这种“小品串联”式叙事，用凝练的语言和短小精悍的故事传递主流价值观，在使观众有一个完整观影体验的同时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综观《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单元短片——《北京好人》《最后一课》《天上掉下个UFO》《回乡之路》《神笔马亮》的故事叙事、表演有很强的喜剧元素，观众很快就能辨别出他们看到的一切的喜剧基调，有时甚至在某个演员一出现就开始笑。这五个故事均使用来自于喜剧情景中常用的“欺瞒”手法，形成了主角受困程度不断加深的窘迫情景：《北京好人》中张北京不但欺骗了二舅，不想用自己攒下的钱给二舅治病，而且还让二舅冒充他自己去欺骗医生，策划了一出针对医保制度的骗局。事情败露后，二舅也同样“欺骗”了警察和医生，隐瞒了他俩真实关系，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偷他人医保卡看病未遂的坏人。《天上掉下来个UFO》中热爱发明的黄大宝看到自己发明的UFO误打误撞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欺骗了前来调查真相的记者。《最后一课》中富起来的千岛湖畔村民受范老师儿子所托，为回乡治阿兹海默症的范老师努力制造出20年前范老师在千岛湖畔村的“最后一堂课”，但是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导致效果不好使得村民十分窘迫。《回乡之路》中的商人乔树林为了能让直播带货达人闫飞燕支持家乡的治沙事业，欺骗闫飞燕自己非常富裕，实际已经债务缠身。《神笔马亮》中茴香村第一书记马亮为继续投身扶贫事业，联合村民”欺骗“自己怀孕的妻子，捏造自己去列宾美术学院继续深造的假象。这五个故事都以“欺瞒”构成了喜剧冲突，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
由“欺骗”所造成的窘境，体现出喜剧电影里一个重要美学特征：窘迫性。例如像影片中反映的底层人民没钱看病的窘迫、农村教育落后带来的窘迫、环境治理困难带来的窘迫，“第一书记”不被家人理解的窘迫，但是这些窘迫却因为该剧的夸张和滑稽手法并没有让观众“担忧”人物的命运走向。观众只会“含笑会意，并确信不会有大难来临”。
电影总是讲述关于特定人物的具体故事，而观众总是能和“角色”共情，所以即使是反映社会现状或讴歌脱贫攻坚伟大成就这样抽象化的主题，从具体的人物、具体的故事切入带来的效果显然更好。所以《我和我的家乡》看似是在讲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但实际上在每个人的故事背后都渗透着个人与国家的联系，正是因为国家富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也正是因为每个普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懈奋斗，才能共同促进国家日益强盛，两者显然是互相依靠不可分割的关系。影片中《北京好人》《最后一课》体现了国家进步给人民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带来的改善与便捷，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同样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带来的福利最经典的农村喜剧电影，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的民生问题，而农村适龄儿童可以平等地享受国家教育资源，解决了儿童“上学难”的教育问题。而《回乡之路》《神笔马亮》讴歌了普通人的无私奉献对于国家实现脱贫攻坚的巨大意义，正是因为有乔树林、黄大宝这样心怀“人定胜天”信念的普通人和像马亮这样为了国家甘愿放弃舒适生活的人，我们国家才会在实现科技兴国、人才强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因此，让观众在喜剧的愉悦氛围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才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优点所在。
二、
借“差”塑“正”的喜剧人物形象美学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和喜剧的不同也见之于这一点上：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2]但《我和我的家乡》并不是单纯的喜剧电影，它的内核其实是讴歌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因此，这种人物形象的意义就赫然上升到新的喜剧人物形象美学高度上，其美学特点在于网赚项目，所有的形象其实都是借“差”塑“正”，即他们具有一个主旋律作品应有的精神品质，但在言行上却有明显的喜剧色彩。
在《北京好人》中，葛优饰演的张北京就是一个油腔滑调、自私小气不愿给二舅借钱治病的形象，甚至策划了一出针对医保制度的骗局，这些显然都是比观众“差”的方面。但是在他看到二舅虽然生病但依旧处处为他着想，甚至不惜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偷医保卡看病未遂的坏人时，幡然醒悟，让观众看到了这个人物骨子具有仁爱善良的正面品质。《最后一课》中的范老师和想要帮助范老师治病的望溪村村民的互动中虽然看着十分滑稽可笑，但他们终究都是为祖国和家乡奉献自己青春的人。《天上掉下个UFO》中的黄大宝虽然是一名在网络上爆火的农村科技专利发明家，但是他的发明大部分都显得十分滑稽且无用，而且在电视台一行人来调查阿福村出现UFO的真相时他也依旧隐瞒这个所谓的“UFO”只是他的一个发明，当他最终讲述他发明这个飞行器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云贵山区因“地无三尺平”从而导致交通、物流困难的问题时，揭示这个人物其实是科技兴乡的带头人。《回乡之路》中着重塑造了乔树林这个人物，这个人物相对于其他几个单元的主人公来说更接地气。影片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前面先故意拉低这个角色，很多镜头和语言都在显示这个人的爱摆阔、不靠谱、要面子等缺点，这个人物形象与他功成名就的大师姐形成巨大反差。但影片借助校庆上一位学生代表发言才将乔树林这个人物的真正事迹娓娓道来：他是一个为了改造陕北荒漠努力奉献自我做出巨大成绩也不愿炫耀的治沙英雄。《神笔马亮》中的马亮是一个普通的美术教师，更是一个放弃去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深造转而支援落后乡村的“第一书记”。马亮联合村民们隐瞒他在乡村扶贫的善意谎言，在与妻子的互动中产生了许多爆笑的瞬间，虽然最终扶贫的事还是让妻子知道了，但是妻子看到马亮带领村民致富的成果后反而对自己的丈夫更加自豪，观众的情绪也随之到达高潮。总而言之，这五个单元的叙事主体不仅是乡村振兴的亲历者，更是国家脱贫攻坚巨大成就的见证者，乡村振兴是国家富强的具象表现。影片并没有将喜剧型小人物“差”的品质贯穿全剧，而是因“差”而生、借“差”塑“正”最经典的农村喜剧电影，在喜剧感中埋下正剧品质的伏笔，从而完成了由“差”转“正”的美学突转。
另外，方言是《我和我的家乡》中增强喜剧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既能让观众产生亲切感，同时又承担着幽默风趣的作用。比如《北京好人》中张北京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与二舅那一口衡水话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增加影片的趣味性，二是暗含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方言成为新家北京与老家衡水的重要纽带。《天上掉下个UFO》中的浓重的贵州方言使人物更加真实、幽默。《最后一课》中望溪村村民的吴侬软语让观众体会到江浙乡村仿佛世外桃源一般的幽静。《回乡之路》中人物都讲着地道的陕北方言，可以让观众体会到陕北人的热情与豪迈。《神笔马亮》中的东北话自带喜感，让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具有幽默性。
三、
别出心裁的主旋律喜剧美学风格
由于五个单元的导演在创作时都与自己的成名作相呼应，形成了作品间的相互联系，因此这五个单元呈现出多样性的喜剧美学风格。比如，《北京好人》的导演宁浩，他的电影美学的主要载体都是小人物，最擅长的就是底层叙事与平民幽默，配合上葛优扮演的张北京延续他在过去喜剧作品中扮演的油嘴滑舌及标志性光头的脸谱化形象，虽然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反映社会现实。《天上掉下个UFO》中，导演陈思诚再现《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中的经典名场面，王宝强、刘昊然等演员依旧延续《唐人街探案》中的人物特点，一个憨傻自负，另一个智商超高但不善与人沟通。就是这样看似荒唐的组合，却在紧要关头破解一切谜题，但悬疑推理在这部短片中只是为了促使喜剧效果的达成。《神笔马亮》中沈腾与马丽扮演的“男弱女强”式夫妇惊喜再现，很明显与《夏洛特烦恼》形成互文，尤其是开心麻花的喜剧特点就是夸张化，擅长于解构符号和话语，从俄语对白到服装，再到假装网络不好时人物的“静止”，每一个画面都充满着喜剧性。《回乡之路》借鉴了公路电影的模式，将人在“囧”途的“无厘头”式搞笑贯穿全篇。
《最后一课》是全篇笑点最少但感动最多的单元。导演使用“时空交错”模式进行拍摄，尤其是电影特意将范老师现在的生活放置在了瑞士，与中国乡村景象形成巨大反差。“记忆”与“时间”本就是电影最擅长探讨的两个话题，更能赋予影像厚重的哲学性。故事线以当下和回忆这两个时空并行，结合范老师因阿兹海默症造成的交替性认知缺陷，两个时空可以交错展现，范老师的这一形象，将两个时空的望溪村图景串联在了一起。在早已长大的学生们简陋还原的1992年那间漏雨的教室，恰恰成了实现记忆真实的唯一手段，就像《再见列宁》中描述的那样。至此，当范老师重新踏上当年支教过的土地，叙事便孕育着一种空前的情感张力。镜头渐渐走入他脑海中的图景，预示着他的视像终与自己的主观意识弥合，而短片也成为了纯想象性事物客观化的整体展示。让观众跟随范老师的记忆，亲临1992年的望溪村，在随后课堂上发生的事情，揭示了“二加二等于掰” “颜料”等暗语的含义。然而，突然的手机铃声打破了范老师的幻想，使得两个时空也再次被撕裂。镜头以范老师的主观视角为引导，他惴惴不安地重新走过为学生冒雨取颜料的小桥，最终回到了当下的时空，看到了曾经姜小峰的黑色涂鸦，已变成斑斓的彩色教室，最终记忆中的望溪村与当下的望溪村在范老师的认知里重合。可以说《最后一课》是相较于其他四个故事更为接近电影本质的风格与技巧。它通过个体回忆和心理困境揭示了乡村的发展和转变，既点明了短片主题，又抓住了人物的深层情感联系。
最具地方特色的视觉元素是《我和我的家乡》在喜剧美学上的又一重要特征。每一个单元的开篇都展示了该地区新时代乡村的美好图景与该地区独有的地域特色，共同构成了祖国的壮美山河。《北京好人》里北京的现代化高楼与老北京建筑，散发着新旧交替的独特气息。《天上掉下个UFO》中的贵州黔东南地区，凸显了云贵地区“地无三尺平”的地貌特征。《最后一课》中千岛湖畔的景色表现了江浙水乡的地貌特色，蜿蜒的小路，雅致的小楼和潺潺的流水，无不展示出江南水乡的美好画面。《回乡之路》中主要以陕西榆林的沙地地貌来展示西北荒漠的气势磅礴。《神笔马亮》借用着油画色调和美丽的稻田画塑造出东北山村的独特景象。
四、
结语
《我和我的家乡》是中国喜剧电影在主旋律题材领域开拓的阶段性成果，并建构起了一套借“差”塑“正”的喜剧人物形象美学，同时也给主旋律电影的喜剧美学带来新的可能性：如何在中式大片中跨越出这次建立起来的喜剧人物形象美学范畴，进而刻画出一个完整地体现人物美学规范而又更加丰富多样的人物形象。[3]另外，作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创作路线，“主旋律+喜剧”模式除了加强艺术表现力，增加情感冲击力外，我们还可以在风格多样性方面进行创新，给观众奉献更多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的主旋律电影。
基金项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中国当代喜剧美学史研究（1980—2020）”，项目编号：2022ND0476。
参考文献：
[1]尹鸿.从2019年国庆档影片分析中国主流电影形态重构[J].中国文艺评论,2019(12):21-26.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8.
[3]王一川.以喜为正的人物形象美学——谈谈《我和我的家乡》中的喜剧性[J].当代电影,2020(11):3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