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节选，全文载《国际汉学》2020年第4期）
摘要：本文对邓嗣禹英译中华典籍《颜氏家训》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对推动该书翻译工作的著名学者胡适、赵元任和洪业等人的功绩进行了介绍，同时还分析了该英译本的翻译特色，总结了其在国外传播的现状，评说了英译《颜氏家训》的困难所在，以及其对当今中华典籍英译的启示。
关键词：《颜氏家训》 邓嗣禹 典籍英译 传播
中华典籍是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优秀成果，凝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典籍英译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颜之推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撰写的《颜氏家训》是中国第一本论述家庭教育的读本，推动了“家训”文字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1966年，《颜氏家训》最早的英文译本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E. J. Brill）出版，1968年、1969年两次再版，英译者为哈佛留美学者邓嗣禹（英文名为Teng Ssu-yu，1905—1988）。
一、英译本翻译的曲折过程
从1936年邓嗣禹开始翻译《颜氏家训》，到1966年译本首次出版发行，中间经历了30年的时间。这期间发生了各种起伏不定的变化，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绝好的故事。
邓嗣禹
1935年，已经获得燕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的邓嗣禹，留校任讲师，协助美国汉学家博晨光教授（Lucius Chapin Porter，1880—1958）讲授中英翻译课程，同时经常与外教进行团队教学。在讲课之余，他和博晨光共同讨论翻译《颜氏家训》的技巧与修辞方法。1936年，他们以《颜氏家训》英译本为课题，申请到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研究项目基金，这是燕大当时仅有的两个项目之一。
博晨光，1880年出生于中国天津，父母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度过童年后，返回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先后就读于伯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耶鲁大学等高校，毕业后返回中国，曾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还曾兼任北平办事处干事，燕大校务委员会、和古物展览委员会委员，男生部体育促进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为燕京大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才离开中国。在燕京大学期间，博晨光和有过密切的交往，二人曾合作将《庄子》等中国古代哲学文献译成英文，但是没有发表。而冯友兰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正是博晨光撮合而成的。
1937年夏季，卢沟桥事变爆发前，邓嗣禹接到燕大同学房兆楹的邀请，有一个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协助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主编《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2卷本，1943—1944）项目。当时，《颜氏家训》的翻译工作远未结束，他不得不绕过那些困难的章节和段落，直接翻译最后一部分。当他在翻译第二十章“终制篇”时颜氏家训全文及注释，日本的飞机轰炸了距离燕京大学大约一英里的中国军营。在燕大工作人员居住的地方，他的窗户被炸弹余波震得严重摇晃，房子似乎马上就要倒塌。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邓嗣禹在手稿的空余处标注，他完全同意作者颜之推提出的葬礼从简的想法，结束了翻译工作。否则，他认为很可能会被一枚日本人的炸弹炸死。在匆匆收拾行李后，他动身前往美国，把不完整的手稿交给了博晨光，这项翻译工作不得不搁浅。
不久之后，北平被日本人占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燕京大学也变成不平静的校园。1943年，博晨光在63岁时被日军逮捕入狱，带到山东潍县的一个集中营关押起来，直到1945年11月才被释放。当时，一同遭遇牢狱之灾，被关押到这里的美国汉学家，还有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汉学博士学位，到北京进修的女汉学家赫芙（Elizabeth Huff， 1912—1987）、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1915—2006）以及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芮玛丽（Mary C. Wright，1917—1970）夫妇。
经历了这一次的磨难，博晨光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精力也不如从前颜氏家训全文及注释，直到从燕大退休，一些手稿仍然是翻译之初的原样。邓嗣禹认为，做一半的事情不完成是不愉快的事，经过与博晨光协商，他决定自己独立承担翻译工作，博晨光仅负责撰写前言。
1938年8月，邓嗣禹因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第二批奖学金，于是辞职前往哈佛大学深造，师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并于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早在1941年，因哈佛大学学业告一段落，他应芝加哥大学之聘任讲师，开设中国历史、史学史及目录学等五门课程。珍珠港事变之后，邓嗣禹代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兼任远东图书馆馆长，并主持美国陆军部在该校设立的中国语言、历史特别训练班工作。那几年，学习和工作任务太重，他自然没有精力从事《颜氏家训》的翻译工作。
1945年，机会终于来了。这年8月，蒋介石接受朱家骅、傅斯年的意见，确定胡适为北大校长，9月6日任命文件正式颁布。胡适在接到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任命文件不久，9月26日就致信邓嗣禹，邀请他随同回北大任历史系教授。1946年7月，邓嗣禹正在加州大学暑假学院密尔士（Mills）兼任中国学院主任，他邀请杨联陞利用暑假一同讲授中国哲学史，目的是一边教学挣得回国经费，一边等待回国的船只。当时由于“二战”刚刚结束不久，舱位非常紧张，两人一时订不到回国的船票。8月，邓嗣禹回国，在赴湖南家乡短暂探亲之后，就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远东史与中国文化史。邓嗣禹与博晨光在北京重逢。讲课之余，他们在燕京大学继续翻译《颜氏家训》的未完部分。1958年9月博晨光在美国去世，撰写前言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1966年，英译本《颜氏家训》出版时，为了感谢博晨光对这本书翻译工作的支持，缅怀两人共同合作的美好时光，邓嗣禹在书的封页上写道：“这本书专为怀念博晨光，1880—1958”。目前，这个版本仅收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更多读者看到的是1968年、1969年的版本。
邓嗣禹《颜氏家训》英译本封面（1968年版）
二、胡适、洪业、赵元任推动翻译工作
1943年，杨联陞在准备博士论文选题时，曾致函请教过胡适：“自汉至宋的史料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又不长的东西吗？”胡适先生建议译注《颜氏家训》，并在1943年10月27日这样回复：“我偶然想起《颜氏家训》，此书比较可合你提出的三项条件。我常觉得此书最可以表现中国士大夫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故是主要重要史料。其文字比《人物志》容易翻译多了。其地位够得上一部‘中古的Classil’。版本、注释，也都够用。你以为如何？”11月1日，杨联陞又写信回复胡适，他觉得英译《颜氏家训》有很大难度，并且了解到邓嗣禹已经在翻译这本书。
后来，杨联陞决定译注《晋书·食货志》，因为经济史更符合他治学的一贯旨趣。而邓嗣禹则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坚定了将翻译工作进行到底的信心。1946年他回到北大任教之后，就加快了翻译工作的步伐。1962年，作为中日双方的合作项目之一，杨联陞应邀到日本京都大学讲授《盐铁论》和《颜氏家训》。因为当时世界上《颜氏家训》仅有中文版本，他深感在讲授时，有许多英文专有术语不好表达；同时他也体会到有众多的东西方学者渴望了解《颜氏家训》，这本中国的“家训之母”。
1958年前后，留美学者周法高（1915—1994）按照胡适的建议，曾撰写过《颜氏家训汇注》一书。余英时先生在纪念洪业（William Hung，1893—1980）先生的文章中曾说：“1958年周法高先生在哈佛大学访问时，曾以《颜氏家训汇注》的稿本送请洪先生评正，后来周先生告诉我，洪先生曾指出其中可以商榷之处不下百处。”可见洪业对于学生出版的著作要求之严。“凡是读过洪先生论著的人都不能不惊服于他那种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朴实学风。他的每一个论断都和杜甫的诗句一样，做到了‘无一字无来历’的境地。”《颜氏家训汇注》的出版，为《颜氏家训》的准确英译奠定了良好基础。
邓嗣禹在《颜氏家训》英译本的出版说明中，曾有这样的真实记录：“我要感谢洪煨莲（洪业）教授的建议，将英文本《颜氏家训》第十八章‘音辞篇’的内容，送给周法高教授、李方桂教授审阅，这些专家们的建议极大地提升了《颜氏家训》翻译的准确性。”可以想见，当时洪业应该是看到过邓嗣禹的《颜氏家训》翻译草稿，他一定认为其中第十八章“音辞篇”的内容，可能在英译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才向邓嗣禹提出这样的建议。
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也推动过《颜氏家训》英译工作。1962年是香港大学成立五十周年，该校曾向全球发出征文，计划出版纪念文集。3月23日，邓嗣禹写信给时任伯克利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的赵元任，针对英译《颜氏家训》“教子篇”的内容进行请教，希望将此篇译文作为征文向香港大学投稿。信札用英文书写，原文保存在伯克利大学班克罗夫图书馆。
3月27日，赵元任很快回信，指出了“教子篇”译文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并在附言中特别说明：“我意识到互联网项目，不应该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就给他们提建议。但作为一个老人，我忍不住说出我真心认为会有帮助的话。”
5月23日，邓嗣禹在赴明尼苏达大学教暑假课程之前，特地回信向赵元任表示感谢。
2018年10月，笔者应邀赴斯坦福大学作学术讲座期间，顺访了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东亚馆特别提供了赵元任与邓嗣禹的九封往来信札，时间是1941—1962年期间。这些珍贵信札不仅反映了两人学术交往的诸多信息，同时还可弥补现已出版的《赵元任全集》和《赵元任年谱》中的不足。
三、邓嗣禹译本的特色与广泛传播
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颜氏家训》的内容，体现原著的学术价值，邓嗣禹在准确理解和精心翻译的同时，在译著的开篇增加了长篇引言，内容包括：1.家训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2.《颜氏家训》的写作背景；3.作者颜之推的个人经历；4.作者在社会和教育方面的思想；5.本书在哲学素材方面的综合优势；6.本书与佛教和儒家学说的关系；7.关于翻译方面的陈述。
上述前六大方面内容的写作，只有在仔细阅读原著，充分理解作者思想，并且经过译者提炼、加工之后才能完成。即便是用中文写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周仁成在他的研究论文中也曾说：“英译中国家训涉及两大文明之间的文化转换，在翻译实践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在句式音韵方面尊重原作，做到对等传达；另一方面也需要准确理解文本内涵，做到文化有效输出。”其难度可想而知。
接下来英译本按照《颜氏家训》的原著内容分为二十篇，其细目为：一、序致篇；二、教子篇；三、兄弟篇；四、后娶篇；五、治家篇；六、风操篇；七、慕贤篇；八、勉学篇；九、文章篇；十、名实篇；十一、涉务篇；十二、省事篇；十三、止足篇；十四、诫兵篇；十五、养生篇；十六、归心篇；十七、书证篇；十八、音辞篇；十九、杂艺篇；二十、终制篇。
关于英译本的正文，邓嗣禹在“翻译陈述”部分说明，最后的译本是以周法高1958年出版的《颜氏家训汇注》为底本，增加了大量的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等内容。其中，仅注释就有近百条之多，这极大地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和工作量。
另外，邓嗣禹还将三部分内容，可以说是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补充在书中：其一是1961年周法高在台北出版的《颜氏家训汇注补遗》；其二是陈縏发表的《读〈颜氏家训〉札记》；其三是1964年王叔岷在香港大学出版的《颜氏家训集注》。这些成果的引用，进一步促进了西方读者对《颜氏家训》原著的理解。
邓嗣禹在“翻译陈述”部分，还详细介绍了这本译著曲折、艰辛的翻译过程。他提到，仅译著手稿修订、打印的程序，前后就经历过七次之多，每次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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