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礼仪之争”是西方近现代关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当前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凡是有关天主教在华传播史、早期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著作，不论详尽之处，均应加以论述。
从诺尔（RayR.Nol1）简短而深刻的评述，作者S·J·GeorgeMinamiki对毕诺富有洞察力的剖析，再结合孟德卫编辑《中国礼仪之争：中国礼教之争》，各派别之间的观点和立场都得到了初步的阐明。
关于“礼仪之争”，中西学术界多以跨文化交往为视角，侧重于概念诠释、经典翻译以及哲学与神学辩论。然而，“礼仪之争”并不只是一种文化与哲理上的矛盾，它还牵涉到了各种宗教与政治势力之间。
毕诺的这篇论文，最早关注了各种力量之间的争斗，虽然没有完全地进行，但也显示出了其它著作所没有的见解。我国学者亦曾著述“礼仪之争”中的势力之战，但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多数人只是从毕诺、孟德卫等西方人的资料与见解上加以借鉴。
本文将从学者们对“礼仪之争”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但其缺陷也十分突出，那就是没有与现代欧洲的政治背景进行深度的讨论。
举例来说，1700年，巴黎外方传教士向教宗英诺森十二世（1691-1700）的中国礼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牧师和神父的区别，但他在“礼仪之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内容、动机和背后的斗争还需要深入探讨。
一、巴黎教会的“礼仪之战”和“教皇宣言”
关于中国的礼节，西方有很长时间的辩论。不同教会教会在观念上的矛盾和利益上的矛盾，教会企图收复国外的教会权力，王权与教会权力的矛盾，欧洲国家权力的强弱交织在一起，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影响着局势的发展。
17世纪中期以后，法国迅速发展，不但使欧洲的军政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在不断地向东扩张。为了打破葡萄牙人的神圣权利，法国人一直在鼓励教会建立一个教会，但他们并不想让教会成为唯一的牧师。
这时，巴黎的耶稣会与中国的方传教堂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宣传方式，并且在处理中国传统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1693年，福建宗座代慕言，巴黎的外方宣教会士，于1652-1730在福州颁布法令，严禁教徒参与中国的仪式。为了把它的禁令推广到中国，颜踩企图借用罗马天主教的力量。
当布告和搜集到的关于中国传统习俗的论文都被夏尔莫（NicolasCharmot）的代言人夏尔莫（NicolasCharmot,1655-1714）送到了罗马，作为对抗葡萄牙教派的一部分，巴黎的一家教堂也因此陷入了耶稣会、多明我会和方济会的争斗之中。
1697年，根据英诺森十二世的指示，神官们接受了颜所提的请求，并对辩论双方提交的资料进行了审核，但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因此，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1655-1667年在任），按照意大利耶稣会卫匡国的说法，指使教会对中国的牧师颁布容忍中国的礼节，此后40多年的“礼仪之争”又重新开始了。
而路易十四（1643-1715）统治的朝堂里，由于各种政治和宗教势力的纷繁错综复杂的权利争夺战，这些势力都是宣教士们争夺的目标。而修会内部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各个宗门对抗对手的利器。
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耶稣会士与曼特农夫人（1635-1719）在朝堂上针锋相对但却不相上下。自从亨利四世登基以来，一直到路易十四逝世一百多年，耶稣会士一直担任着国王的职务，因此，他们就是教会的代表。
路易十四年轻时即位以来，曾有许多退休的牧师，在这些牧师当中，拉雪兹牧师是最早的一人，1624-1709,1674年开始担任国王的解释者，直到他逝世为止。
他的继承人勒泰利埃（MichelleTellier,1643-1719）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以致乔治牧师（同样是耶稣会教士）也曾指责过他的冷漠和固执，利用他年事已高，大肆宣扬修会的名誉，制造出詹森教派的虚伪，煽动皇帝和最高法庭之间的冲突。
总之，耶稣会的教友都是在宣扬拯救和显明的。就像李明在给德布永的红袍大法官的来信中所说，神的恩惠分配是公平的，取决于他们能否恰当地运用，他的仁慈之火就像太阳从世界各地升起和降落一样。
有些时候，阳光会降临在某个国家，让其他的人看见。然而，每年都有阳光普照大地。透过这种神奇的方法，在各种时刻，每个人都能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平等地把信心的光芒传递到各个国家。
所以中国人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他们一样得到这样的好处。巴黎的罗马天主教教堂把他们的担心告诉了他们。如果是这样，那么，基督教的整体信心和发展过程就会发生变化。
不但以色列选民的身份遭到了质疑，中国人作为一个没有圣经，没有先知，没有启示，没有圣职者，没有见证和承诺，在2000多年里，耶稣会成员在中国文献里发现了弥赛亚的痕迹和特点没有中国人民知道弥赛亚存在，他们是否注意到了他，并向他求助。
所以巴黎的外国使节团成员相信，耶稣会或误解了中国古书，或故意隐瞒事实。他们要求由教宗和枢机主教亲自出面解决争端，并提出不妥协的意见。
二、曼特农夫人，曼恩公爵和耶稣会
纵观巴黎的《外国传教士》，我们可以看出，批评的对象大多集中在李明身上，最受批评的并不是《中国近事报道》，而是曼恩公爵的来信。
毕诺相信，因为他们不相信新的教皇能不能帮助他们对抗耶稣，所以当夏尔莫神父从罗马寄给诺阿耶的那封书函时，巴黎的方传教堂就已经决定采取行动了。但巴黎的巴黎教派与耶稣会之间的争论，不但要有罗马教廷的支援，还要有路易十四这个一向与教廷有矛盾的人。
由于国王的沉默，巴黎的教堂里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德高望重的曼恩大公会说动皇帝，允许法国驻华使节写信给法国的使节，然后由他向教皇陛下传达，这样一来，关于“礼仪之争”的裁决就成了一个悬案。
李明曾经写信到法国的一些政治要员，告诉他们中国的近况，为什么巴黎的传教士们对他的回信感到不安呢？
孟德斯班侯爵的教育水平低，又不是一位合格的妈妈，路易十四一心想当一个好的好爸爸，便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了曼特农夫人，这位太太是她的秘密妻子。曼特夫人对他疼爱有加，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和王王子的迟钝不同，曼恩的英俊潇洒中创网，多了几分君临天下的气质，所以他是路易十四最疼爱的孩子，甚至他还和王王子的玩具一模一样。
所以，在这场争论中，他的支持者就是最大的政治力量。耶稣教会和曼恩公爵的交情，让巴黎的外国教会更加畏惧。
曼恩公爵向耶稣会提供了保护，而他的身份又使巴黎以外的教堂感到不安，所以，他对李明的来信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巴黎的罗马天主教教堂在上一份教皇的信中宣称，他觉得自己不能对这份资料作出评判。诚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过关于“礼仪之争”的公开声明。
但是，实际上，他自己从来没有抛弃过耶稣会。第二年，尽管索邦教会严厉地抨击耶稣会教徒，但他还是协助他们建立了《特莱弗学刊》（1701-1767）。
特莱弗距离里昂很近，也就是他的封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之所以保持缄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曼特农女士是巴黎的一位民间组织的拥护者。
三、博絮埃、法国神职人员会议和“礼节之战”
曼特夫人不方便上台，就让耶稣会和他针锋相对的波絮埃打头阵。
他把路易十四的风流韵事比喻成了法国著名的牧师和牧师，1670年到1681年，他为王的王子进行了教学，并成为了莫城的主教。
关于博絮埃的神学观念，他深信圣奥古斯丁的教诲，他认为服从是最重要的。1700年，他的巨著《通史论》出版了他的著作，但是埃及、中国、亚述史，特别是中国的史学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通史论》是从公元4004年的创世之初，以《旧约》中所记录的重大事件，例如公元前2348年的大洪水，以及公元前1491年的摩西所著的神的法律等等，把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划分成12个时期。当时，理查德·西门对《圣经》的批评性的学习使他感到头疼。
由于对希伯来文一无所知，他没法对各个时期的各种文字和译本进行对比，只是一味地跳过细枝末节，突出《圣经》的各个译本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而具体的差别也就无关紧要了。在天主教和新教能否团结方面，博絮埃和莱布尼茨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交流。
关于中国，莱布尼茨认为，虽然中国人应该接受说服，但并不在于证实他们的错误，而在于揭示出中西不同信仰的相似之处，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人性内在的基本一致。
博絮埃不能容忍这样的看法，因为他和耶稣会有类似的看法。
自从路易十四与曼特农太太私通之后，博絮埃便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可以作为她在朝堂上的一个有力的代表。曼特农太太并不怎么待见耶稣会教徒，他们有足够的权力来对付她。
博絮埃、诺阿耶利用这个机会来获得更多的利益，博絮埃也一直与曼特农夫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至于博絮埃和巴黎外传教士的教宗之间的联系，毕诺虽然读到了他的私人助理迪厄神父的日志，却没有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
只要我们把这本日志看一遍，就能对博絮埃在那段时期的主要行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因此，四月十六日以前，巴黎的上教宗文书就应该是在四月十六日以前写好的，五月十七日就是秘密出版的，五月八十三日印刷出来的。
四月中旬，博絮埃接到了一份稿子，上面写着，他很有可能参加了先前的计划和后来的修订，并想要在法国神职人员会议上批评耶稣会时，把它当作一种工具。
四、主教对“礼节之战”的看法
1700年法国神职人员会议结束后牧师和神父的区别，教宗英诺森十二世在九月二十七日去世，却未能给巴黎以外的教廷回信。
尽管索邦教会所作的指责是对耶稣会不利的，但是由于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也没有法国教会的代表，也没有被罗马天主教所承认，所以他们的判决对耶稣教会没有任何约束力。
博絮埃像往常一样，批判耶稣会，批判决疑法，以及一切与奥古斯丁主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东西。1701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十三日期间，他曾三次写信向布里萨西埃，猛烈攻击一位名叫库劳的医生，以证实古希腊和埃及人曾试图建立一位神灵。
库劳的看法与耶稣会捍卫中国的礼节一样，博絮埃当然也不能容忍。同一年，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中国的教堂是那么奇怪，没有信心、没有承诺、没有同盟、没有圣礼，甚至连最基本的天主的见证都没有。
人民崇拜和祭祀天、地和山河，他们仅仅信仰一种无神论，非宗教，政治，偶像崇拜，魔法，占卜和魔法的混合体。
此后，这名大主教又投入到天主教与新教联合的工作中，并鼓励布里萨西埃等人继续抨击耶稣会。库劳屈服于博絮埃的指责。诺阿耶建议不要插手这件事，让罗马人来决定这件事。
另一方面，关于耶稣会和巴黎以外的西方传教士之间的辩论也越来越激烈。巴黎的外国传教士对教廷的耽搁表示不满，再三要求他们尽快做出决定，并表示法国教堂对耶稣会进行严厉的抨击，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宗教灾难，是一种对异教的极大阻碍。
布里萨西埃还向全国的主教们写了封信，希望他们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听说罗马的教皇和大部分的红袍主教都认为费内隆是康布莱大主教，而且费内隆自己也和耶稣会有很大的交情，他害怕教皇会向费内隆请教中国的礼节，结果却遭到巴黎的外国使团的反对。
所以他写信给费内隆，想看看他的态度。费内隆对这个问题感到很为难，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的语言和道德规范有深刻的理解，而目前争议的两派之间相互冲突的声明使得问题看起来毫无章法。
但是，从理智的观点来看，费内隆的观点是，这样的辩论不仅会对中国教徒起到一个坏的示范作用，而且会使中国的基督教完全瓦解。至于布里萨西埃和拉雪兹牧师的回信，其它的几位主教是怎么回答的，现在还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虽然费内隆和福勒西埃的立场并不明确，但既然教皇陛下不想插手，那就只能将中国的仪式归咎于教会，而不是盲目地去评判，这显然是一种聪明的行为，大部分的大祭司都会这么认为。
五、结语
综上所述，作者分析认为1693年，克莱门十一世颁布了一项暗中的决议，支持巴黎的天主教，在这十年里，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成为了“礼仪之争”发生在罗马以外的一个主要舞台。
个人喜好、政教矛盾、派系矛盾和教会内部矛盾等多个层面上对事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1700年，巴黎天主教向教宗英诺森十二世递交了一封信，把两个修道院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两党之间的矛盾。
索邦神学院的激烈辩论，在学术界当然是最受欢迎的，但是，由于反对耶稣会士的中国文化观念，他们的巴黎传教士的这封信及其背后的各种利益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701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铎罗被任命为罗马天主教的使者。直到1704年十一月二十日，克莱门十一世才决定支持巴黎的“礼仪之争”，但出于谨慎，他并没有将此事公之于众。
博絮埃没有在她的生命中看到任何东西，曼特农夫人，布里萨西埃，诺阿耶，还有耶稣会的其它敌人，都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令他们满意的决策，已经足够阻碍铎罗在中国执行任务了。
康熙也未必知道，在法国，中国的礼节问题上，隐藏着如此多的政治和宗教的原因。可以说，双方对于自己的利益所作的谋划，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逐步地影响着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发展。
参考文献：
《尼斯姆主教福勒西埃书信选》
雅克·约瑟夫·商博良一菲基亚：《费内隆未刊书信》
包塞红衣主教：《费内隆传》
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