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与我的学术研究
江小涓
中国经济50人论坛自成立以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都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方面的重大问题。2004年以前，我比较密集地参加论坛活动，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主题：一是中国加入WTO、开放和全球化；二是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
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放和全球化的讨论
2000年前后，加入WTO和对外开放是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也是当时论坛的一个重要主题，我记得短短两三年内论坛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数次公开或内部讨论。当时，我的观点与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并不相同，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及加入后的一段时间，国内普遍认为中国产业将受到严重打击，一片悲观气氛。当时我正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对外开放是我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我对加入WTO问题做过一些研究。此前我还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多年，研究中国产业发展问题，可以说对中国许多产业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基于上述研究基础，我认为不能低估中国产业在开放条件下的竞争能力，不能低估加入WTO对中国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国内绝大多数产业都经得住冲击并能加快发展和提高竞争力，加入WTO对中国改革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中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争取早日加入WTO。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此观点在多个报刊发表文章并在多种场合进行呼吁，出版过一本专著《减弱“复关”冲击的国际经验比较》，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入关冲击与对策的国际比较研究》，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上发表过多篇评论，并发表专栏文章表达这个观点。
当时社会上反对这个观点的人挺多，加入WTO问题本身又极具重要性，因此我的观点引起决策层的关注。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邀我到他办公室汇报相关研究成果和观点，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多次听取相关研究成果，我的主要观点也在一些重要的党政内部资料上多次刊出，在当时算得上是这个领域的“著名专家”。
因此，论坛数次讨论这个问题，我或是主要发言者之一，或是参与讨论。和社会上的倾向及舆情明显不同，论坛的许多成员有较好的理论背景和研究基础，对改革开放总体上持积极态度，因此在论坛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时并无太多争议，我感觉我的研究只是为这些原本就赞同加入WTO和开放的学者提供了更多的国际比较和国内产业分析，使他们进一步确认了事态和自己的判断。同时，论坛成员从多个角度的讨论，也加深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加强了我对自己观点的信心。记得论坛成员较多地讨论开放对国内改革的推动作用，并认为加入WTO会使这个推动作用迈上新台阶，突破相关观念和利益制约，使市场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这些讨论让我印象深刻，受益颇多。确实，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开放和改革相互推动。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
开放改变了国内改革的动力阻力结构和收益成本关系，增加了动力和收益，加快了改革进程
关于开放对改革的推动作用，我概括了以下几点。一是开放创造了新的体制需求，特别是早期设立的经济特区，产生了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二是开放提供了新的体制供给，使我们能够学习和借鉴国际有益经验，不必从头开始不断试错。三是开放推动了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不仅国内外企业、产业相互竞争，不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制度也在相互竞争，适应全球竞争的压力推动了我们深化改革。四是开放突破了改革障碍，开放条件下应对全球竞争的压力，是冲破观念和利益等方面的障碍、推动改革深化的重要因素。总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的一条重要经验。后来这些观点在《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
扩大开放能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多个行业生产能力过剩，资金也相对充裕，当时国内盛行一种观点：“生产能力和资金过剩，不需要再引进外资了。”对此我多次阐释为什么还需要继续开放和引进外资，发表了诸如《内资不能替代外资：在生产能力和资金都已经过剩时，为什么还要利用外资》和《理解开放与增长》等论文。核心观点是：开放的意义不仅限于互通有无，更重要的是通过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收益。这个观点在当时也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受到了决策层和产业、企业的重视。
中国大多数产业不仅能经受加入WTO冲击，而且能从进一步开放中获益
当时的一种观点是：开放对国内产业形成了打压之势，压抑国内产业发展，外资已经垄断许多产业，加入WTO后产业将进一步受到冲击，因此加入WTO可能对长期发展有好处，但对中短期冲击巨大。这种观点在中国加入WTO前夕达到高潮，可以说国内产业一片悲观情绪。我对中国产业竞争力问题研究多年，一是对国内产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产业的竞争力有足够信心，二是对加入WTO前我国真实的关税和保护水平有实际测算，因此认为即使中短期也不会有显著冲击，加入WTO的效果将很快体现在国内产业竞争力的上升和出口快速增长上。关于第二点的测算并不复杂：我们当时对许多类型的进口有优惠政策，如“三来一补”、外资企业进口、国内优先发展产业进口的设备和中间产品、出口企业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经济特区的进口等，这些享受关税减免和不受配额限制的种种情形加总，占到国内进口量的2/3左右，因此降低关税的实际影响面很有限。至于那些确实受到高关税保护的产业，不少是外资企业产品占重要比重的产业，如汽车产业、计算机产业等。它们在国内有优势地位，索要的价格比起国外同类产品高出许多，降低关税能迫使它们降价，有益于国内消费者。总之，研究表明，国内许多产业是在实际低保护水平下发展起来的，现在将名义上的高保护降下来，不会有明显影响，还会迫使一些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由于这些都是有数据、有过程的实证研究，比较有说服力，对当时产业界的情绪和学术界的研究方向产生了较大影响。2002年，我在50人论坛举办的讲座上有一次演讲（地点好像是在国家信息中心），讲加入WTO和开放问题。演讲开始前有几位企业家和专家情绪激动，指责我的观点，甚至给我“扣帽子”，但演讲结束后他们都表示受到了启发，特别认同“算出来的数据”，表示对这个问题还需要好好想一想，不能人云亦云。不过他们的观点也给了我启发，后来我专门就其中一位企业家谈的例子做了调研，就服务业中外商只挑选好客户而国有企业还要承担普遍服务功能这个现象，写了一篇文章《外商挑奶皮，内资受歧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问题
这方面有几个主题与50人论坛有关联。
产业政策问题研究
产业政策问题是我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后较早研究的一个问题，起点却是对一个更宽泛问题的思考。上大学时我就有一个疑问：经济学有“理性人”的假定，这些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为什么在那些有关改革问题的研究中，总是将改革决策与执行的相关个体和群体设定为“全局利益”的代表，假定其行为总是“公正无私”而不是“理性人”？（当时我就此写过一篇论文《利益制约与对策性研究的改进》，修改后于1986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算是这种思路的起点。）博士毕业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当时产业政策问题很热，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很适合研究决策者行为，因此产业政策成为我当时研究的重点。研究表明，不同产业政策实施程度和实际效果差异很大，根本原因是在不同的产业政策中，各个利益集团在政策实行时的损益不同，有动力也有阻力，各个利益相关方相互作用的净作用决定政策的实际效果，其中也包括决策者的利益和行为。因此，在考虑改革方案时，要将所涉及对象的损益及其可能的反应方式考虑进去。在正确的改革方向下，含有妥协、利益补偿等考虑的政策，在理论上可能不是最优的，但在实践中当时是最可行的。
对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体现在我的一本专著《体制转轨中的产业政策：对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及前景展望》之中，其中有对纺织、轻工、家电、汽车、洗涤用品等多个行业的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相关的内容，则集中体现在《中国推行产业政策中的公共选择问题》这篇论文中，其中提出，对产业政策的高期望隐含着以下前提：一是政府能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二是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能得到有效执行；三是通过产业政策调整结构问题比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的成本更低。然而，这些前提经常得不到基本满足，不少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存在问题。有些产业政策确定的发展规模与市场需求的实际增长相去甚远，在突破产业政策的限制后，这些产业才实现了大发展，如家用电器行业。有些产业政策制定出来后得不到有效执行，形同虚设。还有些产业政策不仅执行成本高，而且干预了市场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本身成了扭曲产业发展状况的因素。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将结构问题交给市场去处理，可能反而是相对较优的办法。尤其在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采取会明显干扰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产业政策时，其代价可能超出了结构变动的范围，需要特别慎重。此前，国内研究产业政策的论文，几乎都想当然地认为政府代表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做出正确决策的足够能力和动力。在我的研究中，政府行为本身是观察和分析对象。这个问题在50人论坛讨论中有一些争论，印象深刻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应该区分选择性产业政策和结构性、功能性产业政策。当时50人论坛的一位牵头人是政府产业政策的实际操作者，他提出，我此前对产业政策的一些批评意见有道理，分析的情形符合现实情况。但是，产业政策本身也在适应和调整，我所批评的主要是以往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经济研究期刊官网，即由政府来选择哪些产业应该发展、哪些企业应该由政府重点支持等，这确实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产业政策已经转向结构性、功能性产业政策，目的是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鼓励研究开发，支持企业国际化，为从整体上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服务。包括我在内的50人论坛不少成员都认为这个转变很重要，值得探索和实践，理论界的研究也应该及时跟上。不知后来是否有过对这种类型产业政策效果的实证研究。
二是对“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问题的争论。我国实施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重复建设”“重复生产”“过度竞争”等问题。的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许多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一些不合预期的现象和企业“不合理”的行为，被指为“市场失效”的表现，因此需要政府干预。我对此并不认同，通过大量实证考察和分析，得出了一些新的观察角度和新观点。例如，许多产业出现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问题，被许多观点指为“市场失效”的表现，因此需要政府给予干预。在各方面看来，产业政策有最大的公约数：赞同市场配置资源者认为它与计划体制相比更有市场倾向，而赞同政府配置资源者认为它与市场相比更有计划成分。因此，可以说用产业政策解决问题的思路盛极一时。我的看法有以下几点。第一，供大于求存在过剩能力，是正常竞争的必要条件。第二，由于市场潜力巨大，已有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大量新企业进入是合理选择而不是“盲目”行为。虽然那些老企业已经亏损停产，但新的进入者体制新、机制活，仍能开拓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互联网项目，这是典型的优胜劣汰过程。第三，由于利润率高和折旧快，投资者短期内就能获得合理回报，生产能力快速更新淘汰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浪费。第四，“优胜而劣不汰”，特别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不退出，是能力长期过剩的重要原因，这是市场被扭曲因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而不是“市场失效”。体制转轨各个方面不同步不衔接，会导致“竞争失效”，不能优胜劣汰，必然形成有竞争、无淘汰，强激励、软约束的结果，导致市场机制扭曲，这是许多行业存在“过度竞争”问题的根本原因。解决问题要靠全面推进改革，而不是倒退到人为计算出“合理规模”和选择“定点企业”这种计划体制的模式。这个观点当时有一些争论，记得一些参加50人论坛的国有企业领导人提出，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力的原因是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职业和历史包袱，与轻装上阵的民营企业无法竞争。同时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提出，国有企业占用大量的垄断性资源，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受歧视地位。但是论坛的学者意见相对集中，认同市场上竞争者不同质这个观点，因此部分企业认为市场已经饱和，不应允许更多企业进入而另一部分企业却不断涌入，应该视为市场条件下的竞争常态，应该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发挥作用，推动竞争中的产业升级。
三是需要论证如果没有产业政策，情形是否会更糟糕。50人论坛上有学者提出这个观点，很有力度，我也认为应该将其加入分析框架中，却找不到合适的论证方法，因为找不到一个产业，有一部分有产业政策而另一部分没有产业政策。我记得一位成员提示我可以用同一个产业特区之内的部分（视为享受产业政策）和特区之外的部分（视为不享受产业政策）做比较研究，我认为很有道理，并允诺马上做，提交论坛再次讨论。但动手之后发现需要控制的其他变量太多，也就是说影响特区内外相同产业发展实绩的因素太多，无法仅将产业政策的影响隔离处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对服务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的研究
我从事服务经济领域的研究，50人论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受传统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计划体制的影响，服务业的发展在我国长期不受重视，比重很低，发展落后。相关学术研究也明显薄弱落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除一两个机构中有少数几位学者研究“第三产业”问题外，在国内几乎找不到以服务经济研究为主业的高校院系和研究院所，也缺乏学术研究带头人和著名专家。论坛讨论中有许多专家谈到要重视研究服务业问题，认为国内学术界对服务经济的理解和研究大大落后于其他领域，应该更多地研究这个问题并培养专业研究队伍。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当所长，受此启发，力主将服务经济作为全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室并加大了各方面的投入。我当时想多看看有关现代服务业的经典文献经济研究期刊官网，发现国内多年来翻译了许多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却几乎没有服务经济的相关经典文献。有鉴于此，我准备集全研究所之力翻译一套《服务经济译丛》，将国外最经典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引进来。本来希望能得到50人论坛的支持来做这件事，因此在论坛一次活动中专门做了介绍，但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经费问题而一时未能办成。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位50人论坛成员提供了国外相关研究情况，介绍了所知晓的相关文献。后来我虽然离开了财贸经济研究所，但没有放弃这个愿望和相关努力，最终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的支持下于2010年翻译并出版了这套丛书，此前50人论坛成员介绍的文献中有好几本都收到了这套丛书中。
2004年以后，由于工作变化，时间不好掌握，我参加50人论坛的活动大大减少，可以说屈指可数，但其中有一次还是与服务业发展有关。记得当时正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此前我在社科院主持做过一个“十一五”服务业的课题，因此被邀去做发言。后来讨论“十二五”规划时还被邀请过，但因为缺乏研究就未发言，只在讨论时提出了观点。再往后几年，我放弃了对开放和产业政策等问题的研究，坚持下来的研究领域就只剩服务经济了。回头想来，这也许和50人论坛多次邀请我参与的会议多数与这个领域有关，保持了我的学术兴趣和对现实问题的一定关注。
现在50人论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希望越办越好。我也争取更多地参与其中，多学习、多交流。
江小涓简历
女，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1986年在陕西财经学院从事教学工作，1989—200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2004年7月到2018年5月先后在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办公厅工作，现在全国人大任职。
主要研究领域有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产业经济等。已出版十多部中英文专著和多篇学术论文，主要代表作有《体制转轨中的增长、绩效与产业组织变化》《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的开放与增长（1980—2005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挑战与战略》《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等，曾多次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等多项全国性学术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