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的是我一节课上的教学讲义的核心内容。小部分内容资料和图片来源于网络，大部分内容取自个人心得和阅读的书籍文献整理。
一、关于战争的基本认知
1.战争的动机包含理性与非理性因素。
2.战争是战略的重要手段。
3.战争的生成和演变呈现螺旋上升的趋势。
4.战争的传统和主要行为主体是城邦/帝国/民族君主国/民族主权国家等。
5.战争的间接影响、非意图性影响、滞后性影响至少与直接影响、意图性影响、即刻发生的影响同等重要。
6.威慑制止战争、当威慑逻辑失败、螺旋冲突模式将导向战争。
7.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与国家内部的等级制程度决定着战争规模与频率的大致状况。当体系缺少稳定的权力分配、国家内部等级制特征减弱时，战争爆发的概率大增；反之，则降低战争爆发概率。
8.战争发起的战略目标，经常由于战争成本、战争规模的上升或下降，以及偶然性变量的影响，导致目标更倾向于扩大化而不是维持现状或克制目标。
二、多元理论视角下的战争原因梳理
可供读者参考的战争原因理论视角包括（但不局限于）如下：
现实主义将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三个层面：人性的邪恶、国内政治的战略迷思、体系层次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在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看来，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区别在于程度的区别而不是本质的区别，所有政治都是冲突性的，根植于人性层次的权力欲。当帝国主义国家而不是维持现状国家占有军事优势时，最容易爆发战争。
约翰·赫兹（John Herz）提出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概念，来说明国家信奉暴力不仅仅出于假定的追求权力的欲望，而且出于恐惧的缘故。对赫兹而言，安全困境有一种“宿命论式的不可避免性”（fatalistic inevitability）。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产生了不安全感，以及国家自我武装并为战争做准备的动机。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有两大战略目标：获得尽可能多的权力以及阻止其他国家取得霸权。
防御性现实主义以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哈依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战争在征服被认为是更容易的时期里更为普遍，以及那些其领导人相信他们有更大进攻赢面或防御较其他国家更脆弱的国家将会比其他国家发动更多的战争。杰克·斯奈德认为：对日本过度扩张的最好解释是：它是迈向现代性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军部在日本各利益集团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并扼杀了那些本可能对军国主义构成制衡的民主力量的发展。国际事件确实与日本国内的结构相互作用，为军国主义解决方案提供了有利条件。
权力转移理论揭示了大国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率是战争的原因。论断是：崛起中的大国进行战争以反对支配性大国，或在它们能够发起成功的军事挑战之前被支配性大国攻击。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里根（Geoffrey Regan）断定日俄战争的获胜对珍珠港的影响很大。对马海战导致了预料之外的后果，创造出“一种让日本领导人在40年时间里无法忘怀的神话——战胜了一个世界强权之后，一些日本军人坚信舰船如果更多、更大、更好，就能在整个太平洋赢得相似的胜利。或许没有哪个国家能战胜日本海军，即使英国和美国也不行。”
麻田贞雄列出了马汉思想对近代日本海权战略的深远影响：恰恰是因为日美海军共享了同一种马汉的战略思想——迷信于大舰巨炮和舰队决战——他们走上了一条终点是珍珠港的不归路。
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用贸易预期理论解释了日本的战争动因：要全面解释日本政府从1931年到1941年的行为，就必须了解从1880年到1930年影响日本政策的各种势力。日本的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缓和所反映的，并非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而是对较坚决策略之代价和风险的冷静估计。从1940年初到1941年中期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是什么?，最努力推动军事南进（即目的是军事占领，而不仅仅是投射海军力量、支持经济渗透）的不是海军，而是陆军。南部扩张可以获取对苏开战的原料，还可以截断对中国的外部援助战略通道。
理查德·内德·勒博列出了导致国家陷入战争的四种战略动机：欲望、畏惧、精神、理智。并分别从对风险的规避或承担的战略倾向区分了四种动机引发行为的差异。
获益
避免损失
欲望
规避风险
承受风险
畏惧
规避风险
或多或少地承受风险
精神
承受风险
完全承受风险
理智
规避风险
最少承受风险
在勒博看来，日本曾经是欧洲种族主义和经济剥削的对象，并且日本只是勉强被接受成为一个大国。在入侵中国主要是军方用来实现更加独立于文官的地位的。日本对西方世界的挑战是侵华战争的产物，日本对美国的贸易禁运的预期，以及日本愿意拿本土安全区冒巨大风险的意愿，只能用日本武士道激情来理解。日本对现状大国充满了敌意，试图获取更高的国际地位来实现帝国的荣耀。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包括“崛起国综合症”与“守成国综合症”。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大的承认和尊重；后者基本就是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在日本扩张和战略透支的案例中，同时出现了这两种综合症。近代日本的扩张基本动因包括安全（西方列强的攻势威胁紧迫感）和加入大国俱乐部而需要扩张权力的使命感。日本的使命感、焦虑、受害者心态及报复心理加深了对“崛起国综合症”的理解。在艾利森看来，通往珍珠港的道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启了，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夺取菲律宾和关岛；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提出了不允许列强独占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此后美国不断挑战日本东亚政策换来了美国增加对日制衡压力，双方的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最终推动了太平洋战争。
艾利森指出：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竞争经常因为稀缺资源而加剧。随着经济的不断膨胀，前者会对外扩张来确保必需品供应的安全，而这些必需品有些处在后者控制之下。双方的竞争可能会演化为资源争夺战。试图拒绝一国进口它认为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物资很可能会引发战争。美国关心的主要是地缘政治问题，日本在1936年初谈判破裂之后的军力扩张，威胁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日本是以军事崛起带动经济崛起，美国是以经济崛起带动军事崛起。两国的侧重点有本质区别，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构想是门户开放，日本是排他性的大东亚共荣圈。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提出了关于战争的政治心理学解释：将敌人误认为朋友，代价将是极端惨重的，而将朋友错当成敌人，代价则不会如此之高。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宁肯犯后一种知觉错误也不能因犯前一种知觉错误而招致危险。认知一致（cognitive consistency）的心理机制：倾向于接受与先前已接受事物相容的信息，经常忽略不一致的信息。希望看法前后一致。美国不相信日本偷袭珍珠港。知足常乐/扭曲倾向（distorting tendency）：集团倾向于寻求“足够好”的，而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例如日本海军方面在得知陆军决心后，就不再明确反对与美国作战和武力南进了。
在荷马李（Homer Lea）看来，一战前日本的强大和美国的虚弱远超出我们今天在美国全球霸权图景下的想象力。因此他在《无知之勇》一书中阐述日本入侵美国本土的可能性，并论证美国需要扶持中国来制衡日本。荷马李否认了日本经济学家金子坚太郎（Baron Kaneko）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可以消除美日发生战争可能性的观点。他认为美日战争不可避免，日本军力强大后一定会对外扩张、意图称霸太平洋，侵害美国在东亚的门户开放政策利益。美日两国位置过于有利，以至于欧洲国家都被隔离开无法主导亚太贸易，日美间的敌对会相应增加，直到商业霸权斗争与基于军事实力的政治霸权斗争合而为一。
三、变量分析
关于历史偶然性/必然性的研究，无论是考试还是写论文、或者阅读文献的思维方式，都可以同时并进，必然性的认知有助于找出结构性变量，偶然性的认知则能帮助我们了解单元内部和单元互动的比那里。具体推导机制如下：
必然性→重视结构性变量→强调国家决策的理性→反复发生→除非变革国际体系基本结构或性质。
偶然性→重视国内政治变量→非理性决策因素的重要性→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定发生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是伪命题。
如果正义必将战争邪恶，那历史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国家覆灭和民族被奴役的惨剧了。（总不能说英国在世界殖民数百年后遭到了正义必胜的报复，走向了衰落）
如果带着理想主义情怀/人文主义，换一种角度阐述，我们最好有如下认识：
1.战争应该是政治（理性）继续的另一种手段，只是国家实际的战争行为充斥着各种非理性与失误。
2.正义战争应该战胜邪恶战争。但历史上仍然不乏邪恶战争获胜的案例。
3.权力欲应该被节制。但权力缺乏制衡的案例比比皆是。
4.外交应该发挥缓解冲突的作用（摩根索）。战狼外交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四、一战后日美冲突焦点
日美关系的三个层次
争论点
要点
地缘政治学理论下围绕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关系
海军军备
委任统治，四国条约（日英同盟的废除），五国条约，伦敦海军裁军会议
围绕亚洲大陆的权益和观念的调整
中国问题
新四国银行团，九国公约，北京关税特别会议，北伐，与国民政府建交
围绕种族主义的社会、文化的相互倾轧
移民问题
加利福尼亚州的排日土地法，联邦议会的排日移民法，及其修改运动
五、日美关系中的军备动力问题：从稳定型到非稳定型。
稳定型
非稳定型
现状
修正
对和平的重视程度较高
对和平的重视程度较低
安全的
不安全的
防御型军事战略
进攻型军事战略
威慑
强制
信心恢复
依靠威胁
风险规避
风险承担
憎恶困难任务
愿意接受困难任务
六、战争决策是理性的么？
赫胥黎说：我宁可认为自己是猿人的后代，也不想成为有脑子却不用的人类。爱因斯坦说：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一是宇宙，一是人类的愚蠢，不过对前者我没什么把握。笔者看来，人类往往难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而避免“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惊人的重复性也让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启示获得显得尤为重要。
克劳塞维茨：政治、暴力、偶然性是战争三要素。他认为成功的战争是将不利于本国的偶然性变量的影响概率降到最低，但很难完全消除。孙子：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告诫我们的是军事和战争太过于重要。战争的重要性让我们无法将其完全交给文官把握，也不能由军官自主决定，而需要文官的政治掌控和战争爆发时期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创造力的有机结合。
“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临死前对后代的告诫是不要过于好战，因此反映出征服者有时对战争后果的认知是后知后觉的，很难事先预见。倡导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演化为“适者生存”的理念，并得到了崇尚战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推广。可见战争反映出了一种群体的“激情”与非理性，不管战争的初始目标多么理性，也会由于战争行为本身的事关“荣耀”和“血性”的内在暴力本质而诱发很多感性因素。
所谓的决策理性，就是人类在决策过程中运用的理性思维，更具体地说，决策理性就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对风险，成本与收益的全面综合考量的基础上，运用自己所掌握知识与信息，通过分析、推理与判断的思维活动，为实现主体设定的预期目标，而力求作出最佳行动方案的思维过程。战争研究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VS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恐惧/权力/安全/地位/荣耀或威望）、权宜自由主义VS进步自由主义、霍布斯/洛克/康德文化、阶级决定论、经济决定论、首要制度论（英国学派布尔提出的五大国际制度：战争、均势、国际法、外交、大国协调）等，这些学说都在诠释理性与非理性变量的影响。
七、太平洋战争，一个美军陆航中尉的坠机回忆
从以下来自网上的内容可以看到，战争行为的残酷性难言是纯粹理性的产物。
不管怎么挣扎，我都没法从支架和电线中解脱出来，电线既锋利又有弹性，像金属意面似的割得我浑身是伤。我透过机腹的窗户向外看，看到两具惨不忍睹的人体漂过。下沉前，我狠狠吸入了大量空气填满肺部，并瞪大了眼睛。要我放弃简直没门。当耳朵开始轰鸣，我知道自己已经沉到了水平面下二十英尺。当我越沉越深，我感到前额一阵阵疼痛，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连想都没想过，就好像有人不停用大锤子敲我。鼻腔感觉要烧起来似的；头疼得难以忍受。简直毫无希望，我想着。我能做什么呢？什么都办不到。我没法松开电线。我在下沉。空气快用光了。我不得不接受现实。我要死了，我失去了意识，世界变得一团漆黑。
八、日本发动战争的战略性错误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内务大臣末次信正（Nobumasa Suetsugu）说，珍珠港大屠杀源自1922年：“自从《华盛顿和约》规定了10:6的比例之后，我们在20年时间里进行了难以言说的训练，今天我们必须说，这些训练带来的是完美的结果。此外，我们可以说这一胜利是浔龙河被压抑住的愤恨现在开始爆发而得到的。”
在1940年9月加入了德意联盟。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从欧洲访问回来后，到处鼓吹加入德意同盟的好处，这个人当时被认为是精通国际问题的专家，是被公众认为是绝顶聪明的日本人。在他的鼓动下，日本加入了德意同盟。
结果却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日本这样做，就触犯了美国人的根本利益，美国认为，德国将在欧洲称霸，日本将在亚洲称霸，前者将使美国失去大西洋的通商自由，后者将使美国失去太平洋的通商自由，这种前景是美国万万不可能接受的。在美国人看来，德国已经是美国的敌人，与美国的敌人结盟，当然日本就成了美国的敌人。
美国作出了对日本禁运废钢铁的决定。美国从中立立场，转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41年3月美国与中国签定租借法案，价值16亿美元的战略物资运住中国，对于最困难时期的中国抗战，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日本又犯了第二个更严重的决策错误。1941年7月，日本海军进驻了越南南部的金兰湾。出兵越南金兰湾，就是为了前去印尼。于是，近卫政府逼迫法属印度支那政府同意日本进驻南越的决定。此后不久日舰进军越南。日本人这样做时，却没有想到越南金兰湾，离美国殖民地菲律宾近在咫尺。
日本资深外交元老币原喜重郎得知消息后，焦急地赶到日本军部与军方交涉，他急切地问，军舰派出了没有？军方人士告诉他说营销引流，早已经在海路上了，币原大吃一惊，连说“糟了糟了”。因为他深知日本此举必将引起美国的敌对，作为资深外交家，他认为极为不智。日本军方却对币原喜重郎的反应大为不解，他们说，天皇海军要去的地方是印尼，而不是菲律宾，与美国有何关系？这完全符合日本人的思维。日舰进入金兰湾这一事件，就成为美日关系的分水岭。美国在1941年8月1日，决定迫使日本人与美国谈判，否则将全面禁止对日本出口石油。
九、美国的“卡脖子”也出现了决策认知错误
美国人也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当时的陆军史汀生私下认为，日本决不敢与美国打仗，美国对日本的压力恰到好处，足以使日本人让步，又不敢发动对美国的战争。美国的决策精英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以为只是略施压力而己，事实上，美国人已经卡住了日本人的脖子，并把日本逼到死角。但却以为只是按住了日本人的手腕而己。中途岛战役中，日本军舰吨位数占绝对优势，美国由于幸运地破译了日本情报而险胜，如果中途岛战役中美国失败，历史的变数将会大为增加。
日本从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所有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过程都为后来这场充斥着非理性变量的战争埋下了伏笔：东条英机刻板地遵守《军人敕谕》，他滑回到主战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认为撤军无法告慰中国战场上牺牲的官兵。他不肯为了避免日美开战放弃与德意的联盟是因为觉得这样做背信弃义。参谋总长杉山元不肯放弃战争主张的主因居然是担心海军不用作战却可以获得巨大的资源。倾向于开明的国际自由主义观念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最初原本是反战的，也被暧昧虚假的主流拖成了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策划者。东乡派往华盛顿的外交特使来栖三郎一片赤诚的和平心愿仅仅成了日本军政两界加紧侵略备战的烟幕弹。当高层决策者人人都明知日本不是美国的军事对手时，成为主流的是如此奇怪的声音：现在海军军力比美国稍强，开战还有获胜的可能，要开战就得趁早。
十、日本同德国一样，无视自身的地缘政治劣势，逐渐陷入了战略透支。
在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看来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和教训是什么?，日本在地理上是一个海权国家，对大陆领土的占有欲必须节制，否则会透支有限的资源。日本在地理和文化上是亚洲国家，但通过内外改革，已经获得和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因此，日本可以和德国、美国、英国展开通力合作。
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认为，日本凭借工业及军事中心从外围获取食物和原材料，从而形成与外界交换工业制成品的条件，能够成为泛东亚区的中心。日本吸收了很多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念，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日本向德国学习“大空间经济”的结果。
张文木指出：日本试图和德国在二战中会师印度洋，从太平洋地区看，美日争霸的路线几乎就是欧洲大国争霸路径在东方的复制；日本以日本岛为中心划圆，占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后，先东袭珍珠港、继而南下占领东南亚地区，首要目的是把美国赶出太平洋，最后锁死马六甲海峡，实现与德国分割印度洋的战略目标。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透支，让它的地缘政治空间被大大压缩，从此彻底失去了在亚太地区再次崛起为地区性大国的基本地缘政治条件。
这里还可以从螺旋理论与威慑理论的角度来判断日美关系的下滑：日本是否宁愿爆发战争也不愿放弃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并与美国保持即便不算友好也是恰当的关系；美国是否宁愿爆发战争也不会允许日本的扩张行为。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加速而不是制止了日本的扩张行为，日本与德国结盟不但没有达到威慑美国的预期结果，反而使美国认为，由于日本和美国的主要敌人关系密切，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比以往更加重要。但是，妥协政策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解决方案，双方宁愿接受这个解决方案而不愿爆发战争。
在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看来，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它实现陆军的现代化。日本的经济实力和陆海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日本初期的成功扩张得益于三个优势：地理、文化、同盟优势。日本比任何其他列强都更容易克服地理距离和后勤补给的困难实现对东亚的扩张；日本人对文化的独特性的强烈意识，对天皇崇拜和国家崇拜的传统，军人的光荣感和勇猛的武士道精神，对纪律和刚毅的强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不畏牺牲的政治文化，加强了日本为战略上的安全和获取市场及原料而扩张为“大东亚”圈这一目标的动力。
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使日本得以在不受第三国干涉的情况下在自己熟悉的区域里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促进了日本1914年以前的工业化进程，部分是因为协约国的军需品订货和对于日本船舶的迫切需求，部分是因为日本的出口商可以打进亚洲市场，而西方已不再能为亚洲市场提供商品了。战争期间日本也像美国一样，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战争对日本制造业产生的刺激比对美国的还大，而在1919—1938年间生产的持续发展，意味着在总体发展速度方面日本仅次于苏联而居于第二位。
如果日本军事领导人在1937年不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如果在1941年不发动更具灾难性的太平洋战争，那么日本也许可以提早几十年实现它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实现的超过英国制造业和工业产量的目标。由于各派之间的倾轧而不团结，文武不和以及动辄就实行暗杀，使得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的决策缺乏稳定性，陆军和海军缺乏适当协调。
1938年6月美国实施了航空物资出口的“道义禁运”，1939年废除了美日商务条约，1941年7月日本夺取印度支那后，美、英、荷三国联合实施了石油和铁矿禁运，在日本看来只有不惜与美国开战才有可能换来经济安全。但美国人口近乎日本人口的两倍，每年的国民收入是日本的17倍，钢产量是日本的5倍，煤产量是日本的7倍，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80倍；美国的工业潜力是日本的7～10倍。
约翰·查尔斯·史乐文（J. Charles Schencking）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与美国相比，日本防御能力仍显不足。一战清晰暴露了日本工业实力的局限及其对海外自然资源的依赖性。1921年日本海军无法与美国海军进行持久的军备竞赛。日本之所以接受华盛辉会议的条约限制，是因为在国际条约框架内发展海军如果不是唯一至少是最明智的加强日本国防的途径。从狭义上讲，没有任何限制的海军发展可能会提高海军的财力及地位，但无法真正确保整个国家的安全。无限制的海军扩军本身并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手段，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陆上战场和海上兵力的实力，也取决于经济、工业及民间的综合实力。
日本工业生产能力薄弱以及自然资源和钢铁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性更高。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认识到：美国无限制的海军扩军会导致美日力量的不均衡，太平洋可能成为美国的内湖。如果追求和实现海军扩军目标最终导致与美国无限制海军军备竞赛，那么这样的扩军永远不可能给日本带来军事和政治领袖所期盼的安全。限制海军军备和美国在西太平洋基地的军事存在是确保日本海军及国家安全最稳妥的方法。
20世纪30年代，因消费支出的大幅增长而争取增加预算额再次成为日本海军政治的中心任务，但谋求更多的预算拨款极大地影响了海军的战略重心及军事规划。1934年，当陆军上校铃木贞一询问海军是否认真考虑或计划与美国间的战争时，海军副总长末次信正上将回答道：如果得到必要的预算拨款，即使与美国一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日本在海上及陆上的崛起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国内政治并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发展成为地区强国的进程。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参与塑造了东亚、太平洋地区以及二战前最重要对手美国的现代史。
藤原彰认为：虽然日本海军以美国为假想敌推进舰艇制造并制定了作战计划，但实际上并没有把对美战争提上日程。陆军一直以来将对苏联作战作为第一目标，对美作战的计划只是配合海军。之所以日本要向南推进，进而使对英美作战成为具体的问题，是因为想趁机利用德国在欧洲的胜利。与满洲事变和中日全面战争不同，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在明确的国家意志决定基础上开始的战争。南进政策的具体化和与美英决定性对立的直接契机，是1940年春德国在欧洲战场的胜利。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缔结德意日军事同盟，导致了美国限制对日出口石油、废铁政策的出台，激化了日美之间的对立。但德国对欧洲的不完全胜利，让日本的南进政策有所迟缓。先不考虑外交和政治因素，一国从事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都会有获胜的估计，但日本在只有初期作战阶段性胜利的估计下，就决定开战了，与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不同，日本只是对战略资源的消耗进行了极其乐观的估计，并始终对借助外力获胜抱有侥幸心理。
十一、战争与勇气
发动战争不意味勇气，拒绝战争也未必是胆小怯懦。真正的勇气/铁腕往往是力排众议、战争与和平的选项都立足于战略安全。对军政精英而言，战或不战都不是勇气的标志，负责任、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最大化、增加战略容错率、降低不必要的风险承担，才是真正的勇气。在1889年的明治宪法加持下，制度意义上，日本逐渐形成了所谓“天皇制下的无责任体系”，具体表现为“回避决断主体（责任的归属）明确化，倾向于‘互相依赖’的暧昧行为关系的方式”。于是，军部的强势一旦成为主流，文官政府就只能跟着走，即使他们想要和平，也会在军部制造的战狼民意和少壮军官恐怖主义刺杀氛围中被遏制。
